卡尔维诺的告诫

编者按：本文作者从各种与专业相关的方向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风景园林专业的经典作品对于学术共同体的潜在价值。从电影经典的内在魅力、建筑先锋实践与经典比例的渊源，中国近代建筑实践与历史的分离，艺术史、风景园林史书写与经典文本的关系，风景园林实践与经典的对应，批评与经典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证，最后引申到风景园林历史、理论、批评与实践各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中最关切的议题。我们也希望本文成为风景园林新青年吸引更多批评类文章的排头兵。

经典作品……它们要么本身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深藏在深层记忆中[1]。

引言：

无论是刚入门的学生，还是正在挣扎的青年设计师，抑或者成熟的设计师，都会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如何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达到一个相对理想和满意的状态。在通向空间实践的圣门之途，其求索的艰辛和迷惑的沮丧背后隐藏着一条重要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力量建构着实践的内在品质？

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将上述追问的视野投入到历史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之中，知识创造与设计创造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领域之间的相互转化存在着一定得可能行。但是本文不探讨具体的转换模式，而是试图从经典作品的论述作为切入点，涉及文学、电影、艺术研究、建筑设计等领域，最后过渡到风景园林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层面，阐释风景园林经典对于历史理论研究、批评的可能性以及设计实践的潜在价值。[2]。

正文：

经典性的潜台词是历史光芒和理论智慧的极度浓缩，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能够批判性地与实践作品和知识建构之间实现互相转化[3]。在当今政治经济话语变迁、信息爆炸以及图像文字泛滥为主导的文化生产与快速消费时代，一切放佛都是转瞬即逝的，意义被剥夺了，价值被理性工具化了，过程消逝了，到处充斥着虚幻的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4]。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诠释了经典性文学作品的巨大内在价值。如果将经典性的普适性过渡到文本创作与设计实践的维度，仅从意义生成的视角加以考量，这无疑可以为风景园林的历史理论、批评以及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一种可能的“原型”。

图1：黑社会老大Marcellus 转过头来看见 Butch 坐在车中的镜头致敬希区柯克的经典影片Psycho 的一个场景， 引自：http://daily.zhihu.com/story/499

经典性的传承可以确立和巩固实践作品的价值内涵。非学派出身的昆汀·塔伦蒂诺（Q.Tarantino）的代表作《低俗小说》，其本身除了作为一部cult影片而被影迷尊崇之外，据不完全统计，全片共有136处的场景在向电影史上经典镜头致敬而拍摄的，只不过大师强大的叙事控制能力均质化了众多的“破碎片断”，才使得整部影片的每一个部分看起来整体叙事性是完整的[5]。更为关键的是，正是昆汀对电影史上的经典如数家珍，才使得兼具拍摄手法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低俗小说》能够散发着永恒的魅力。所以，从电影的创作到建筑和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优质的实践作品通常都是对经典的内化的结果，即便是伟大的先锋建筑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也会在其别墅中使用帕拉迪奥式的经典几何模数[6]，前卫的新建筑精神与经典设计手法在同一作品中出现，看似分离而又紧密的状态，恰恰说明经典性在设计实践中的作用。

当我们审视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如同古代工匠和文艺复兴之前的建造者一样，是完全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建筑师的特点，并且在建筑创造中没有一种自觉的意识。究其根本就是，那时的建筑师不能够将形式的自发性与历史意识（经典）建立起连续性和关联性，缺乏坚实的传统建筑知识和修养。而这种缺失显著的体现在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之中，“除去外表放佛为中国的形式外，他对于中国旧法，无论在布局，构架，或详部上，实在缺乏了解，以至在权衡比例上有着种种显著的错误”[7]。由此可见，熟悉经典作品的内涵价值对于建筑设计的作用。

评估与考量经典性同样也是文本写作过程中不能绕开的中心议题，或破或立，确定的新经典必然与旧经典形成直接的对话。例如艺术史的书写过程中，贡布里奇（E．H．Gombrich）不断追问的问题是，艺术史之父究竟是温克尔曼（J.Winckelmann）还是黑格尔(G.Hegel)[8]？因为如果对某个时期的艺术进行诉说的时候，必然涉及到历史哲学与方法论等问题，而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一书。甚至风景园林史的写作也可以与温克尔曼建立密切联系，沿着美国意大利园林史权威科夫林（D.Coffin）,到潘诺夫斯基（E.Panofsky），再到沃尔夫林（H.Wolfflin）的路径，就可以回归到那个经典中心[9]。倘若脱离温克尔曼的经典文本而独自进行艺术史研究，也就可能忽视了历史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史学观念，那么这样的研究无异于闭门造车。

图2：柯布与帕拉迪奥的设计类比，引自Colin Rowe的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一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忽视经典就是放弃了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经典性文本并不是总是充当立论的基础，其往往也被作为攻击和抨击的对象，班纳姆（R.Banham）与沃特金(D.Watkin)的学术成主要是建立在对他们老师佩夫斯纳（N.Pevsner）的经典著作的批判基础上[10]，从而建立起一个特定时代建筑史写作的新经典。因此，无论一位学者采取的是破还是立的学术立场，经典性文本的阅读依然是历史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

图3：园林史与艺术史写作方面的关系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总是趋向于自动屏蔽经典，虽然整个社会和文化状态充斥着虚假、浮躁与荒诞，但是那绝对不应该成为托词和借口，风景园林领域的这种倾向也相当的蔚然微风。传统遗产的继承似乎总是处于一种飘忽的状态，其中的一大原因想必与对经典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在设计方法和价值观苦苦希冀于诉诸古典精华，一方面却对《园冶》等经典视而不见。假设唐宁（C.A.Dnwning）没有受到雷普顿（H.Repton）、劳顿(J.C. Loudon)的影响，奥姆斯特的（F.Olmsted）没有在英国旅行的过程亲眼看见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的优美[11],凯利（D.Kiley）和沃克（P.Walker）没有对法国古典园林的深入研习，那么整个风景园林的实践历程或许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固然要与其在地性有着直接联系，但是经典作品中所蕴含的信息同样能够为设计提供巨大的能量，或者更激进的说，如果没有对历史上经典作品的深入研究，甚至就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全新的经典设计。

经典性具有历史与理论的属性，而历史理论与批评又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因此经典性的内在价值能够为风景园林批评提供判断标准的合法性[12]。一件风景园林作品无法从自身的体系中自发的产生价值判断，不证自明的作品几乎是不存在的。避免阐述实践作品过程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应该为其引入一个外部的客观体系，这个客观的体系既可以是历史性的，也可以是理论性的。批评的产生依赖于外部“差异性”的语境，自圆其说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有效性，而这个判断合理性的素材又都可以在经典中延伸出来。经典无疑就充当了批评的历史和理论支点，使风景园林批评的可能性上升到操作的层面。反之，对一件经典实践的有效解读，同样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进而丰富和完善风景园林知识体系[13]。

图4： Birkenhead park与Central park之间的相似性，上引自：http://1000rr.co.uk/photography/；下引自：https://www.flickr.com/photos/72098626@N00/

根据上文的论述，单单从经典性一个概念就有可能拓展到以下“宏大叙事”式的研究点：风景园林历史编篡学领域内涉及到研究方法论和历史历史哲学如何被建立，以及如何被有效运用到历史研究；当建筑理论从批评主义走向后批评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的时候，风景园林的理论应该何去何从，其理论阵营和论述根基又在何处寻觅；风景园林批评如何能够在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在其分析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能够产生出新的历史与理论，进而生产出新的知识；风景园林未来的实践方向到底是何处，是关注于形式的操作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以及生态伦理的价值下重组形式，还是在批判性视角下的进行实践，抑或者还是走向实用主义艺术？！这些问题都是复杂的研究体系，需要众多的研究人员倾其一生的努力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详细的论证。

上述问题不可能在经典性的论述中找到全部的答案，但是经典性的作品和文本确实能够提供一种风景园林知识上的谱系坐标，在经典性的时空界限上回望历史的深邃，远眺理论触及的未来，实践于当下的现实。并且在可预期的广度和深度之中探寻者风景园林研究和实践的众多可能性。

注释：

[1]（意）伊塔洛•卡尔维诺，黄灿然 李桂密译，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12：3

[2] 本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论证的结构和最后的论述并非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文章试图从微小的视角“无限”拓展到风景园林学术共同体研究的高度，抛砖引玉，重视经典的价值，从局部论述引申出提升整体研究的可能性。其初衷是作者学习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成文的理由仅仅在于提供一种研究和学习的多维度视角，引发一定得思考，促进交流。

[3] James Corner, Critical think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Landscape Journal10,no2,fall

[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14

[5] 电影《低俗小说》里包含了哪些流行文化？http://daily.zhihu.com/story/499

[6] Colin Rowe, 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MIT Press,1976:1-29

[7] 朱涛，梁思成和他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8

[8] 曹意强、迈克尔•波德罗，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175

[9] 科夫林是潘诺夫斯基学生，他就是运用潘式图像学的艺术史方法论，对意大利园林进行研究，并且开创了园林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见：D. R. Coffin, The Villa d’Este at Tivoli, Princeton, 1960

[10] Nikolaus Pevsner,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8

[11] Peter Walker,Melanie Simo,Invsible Gardens:The Search for Modernism in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The MIT Press,1994:14

[12] 关于风景园林批评的操作，以及批评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学科研究的内部较少被提及，而柯林罗对于柯布和格罗比乌斯的建筑的批评性论著，却为风景园林批评的可能性的建立提供了范例。见， [美]柯林·罗，金秋野 王又佳 译，透明性，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13] 关于风景园林作品解读的论述，见，慕晓东，一种基于文化意象的研究视角：作为意识形态的景观，明日的风景园林学国际学术会议，2013:264-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