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报道] 第52届IFLA会议“未来的历史”

编者按：第52届世界风景园林师联合会大会（52nd World Congres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FLA大会）于当地时间2015年6月10-12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师生一行8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我们邀请了景观学系参会学生对本次会议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报道，从主旨报告到分会场发言，以及技术考察、海报展示等，不仅有对发言内容的综述，更值得一看的是他们亲临会场的感受和对大会的评论。

IFLA大会是风景园林领域最高级别会议，本届会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圣彼得堡是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沿岸的城市，也是本次会议承办的城市。会议时间是7-15日，包括会前考察、正式会议、会后考察三大部分。正式会议为10-12日，正式会议分为主旨发言和4个分论坛，11、12日下午分别组织有8条线路的技术考察，参会人员可自行选择参加。

10日上午在冬宫广场举办了盛大的开幕式。开幕式包括致辞、自行车赛闭幕以及歌舞环节。展示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景观风貌和文化特点。

会议主会场

主旨报告

1、东西合璧：促进风景园林学的整合与革新
EAST-WEST: DRIVING INTERG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发言人：Diane Menzies 博士，Landcult景观设计公司负责人，新西兰注册风景园林师，曾担任IFLA主席。

作为IFLA大会第一位主旨报告发言人，Diane Menzies博士选取了一个宏大的题目：东西合璧——促进风景园林学的整合与革新。当下，风景园林实践的范围不断拓展。许多风景园林师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灾害等复杂问题。解决这些复杂问题，不同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和策略可能会给予我们不同方面的启发。这也是Diane强调促进风景园林学的整合的原因。至今，ILFA已经拥有来自70余个不同国家的会员，Diane的发言内容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加者提供了一次相互了解各自文化的机会，也是希望IFLA未来在促进风景园林学的整合与革新方面作出更多贡献。

报告首先将中国的风水思想和西方风景园林实践的演变进行简单地对比，提出了中西文化特征的差异。Diane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理性的”“还原的”“目标导向的”“认为世界是单一秩序统治的整体，有朴实的原则”“人类高于动物世界”“人与自然并列的”；而东方文化的特征是“基于美学的”“艺术与宗教高度发展的”“强调特别（Unique）而不非普适的原则”“强调人类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因此，理解风景，需要去理解其文化语境，包括文化的起源、历史、影响、地理、神学和宗教、艺术与文学、对自然的认知、与动植物的关系、环境价值观等等方面。报告中所引用的一句“将landscape这一术语翻译成其他文化中的对应词语，并不意味着landscape多样的含义都被整合到了该文化中 [Translating the term landscape into the words of another culture does not integrate the term, multifaceted as it is, within that culture（Thompson，1999）]” 也表达了对不同文化语境的强调。

接下来，Diane解读了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印度、新西兰等以东方文化为主的数个国家landscape概念的内涵。Diane认为伊朗对场所的理解有着丰富的基础，而印度的文化景观在地理要素上综合赋予了宗教的、文化的、物质的意义，是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在介绍中国的风景园林学时，通过对寄畅园等江南园林，以及杭州西湖6000年的发展的简单概述，说明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思想，但并未总结中国landscape概念的内涵。最后，作为来自新西兰的风景景园林师，Dinae介绍了新西兰毛利人眼中的landscape的概念，以及在风景园林实践中，如何通过workshop的方式结合毛利人的价值观。

结束部分，Diane总结了解读不同的自然和场所认知的益处。例如，可以了解到景观在整合艺术、语言、诗歌和无形的要素时的不同思想；认识到城市规划中可以更多地强调自然和场所的体验；认识到风景评估时考虑到无形要素的评估；认识到设计可以作为理解和连接文化差异的工具；认识到不同文化所理解世界是不同的，并且没有所谓的对错；认识到风景园林师行业需要尊重和承认不同的文化对风景的理解。最后，Diane还再次重申东方多样性对自己的震撼，以及自己未来将持续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

2、圣彼得堡景观设计
Landscape Scenario of St. Peterburg

发言人 ：Larisa Kanunnikova博士，毕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州立大学建筑与市政工程专业，现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州立大学城市规划专业任教。

在过去十年，Laris是圣彼得堡城市建设中最主要的风景园林师。本次大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Laris作为第二位主旨报告发言人，借此契机主要展示了她在圣彼得堡完成的项目。Laris的题目为Landscape Scenario of St. Peterburg，但听她介绍具体内容时，题目中的Scenario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情景规划（Scenario Planning）中的情景并没有关系，实际介绍的是项目，故题目中文直接译成圣彼得堡景观设计。

Laris以图片为主介绍了数十个项目。由于平时我国得知俄罗斯风景园林行业实践信息的机会并不多。下面结合图片分类简单介绍报告内容，供大家了解俄罗斯风景园林师实践之一二。我将Laris项目归纳为三大类。

第一类为步行街道改造，如下图。Laris实践项目有Malaya Sadovaya, Malaya Konuschennaya 和Bolschaya Moskovskaya步行道改造。

第二类为大量的夜间照明项目，如下图。Laris项目中夜间照明项目占了很大部分，包括针对滴血教堂等标志性建筑的，滨河建筑，桥梁，街道等等。我们在圣彼得堡的期间，也切实感受到了圣彼得堡夜间照明的魅力。推测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夜间照明项目，可能与圣彼得堡气候有关。圣彼得堡城市一年中总体而言冬天长，夏季段，夜间长，白昼短。

第三类项目为花坛和植坛设计，如下图。

针对Laris的演讲，听众也有不少提问。若干名听众都提到Laris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视觉美化方面的工作，其项目中公众参与方面的展示非常少。的确，在整个关于圣彼得堡景观项目的介绍中，几乎没有看到街区营造、社区参与、多元价值观交流这方面的理念和实践，景观设计内容也未能看出与城市问题的结合。似乎反映出俄罗斯风景园林师从业和西方并不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但不得不承认，在植物花坛、夜间照明这方面，圣彼得堡的景观的确做的非常不错，这也是我们实际在圣彼得堡所经历的（见下图）。

坦白说，第一天上午两位的主旨报告并没有给人太多惊喜，但一位视野比较广的风景园林师和一位俄罗斯圣彼得堡本土的实践领域相对窄但具体的风景园林师的搭配还是有碰撞出了一些火花。前者试图传达的理念更为清晰，在我们风景园林师需要解决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的时代，需要多元价值观的交流和各取所长。而后者似乎更执着于传统的领域和对视觉美、秩序的追求，仿佛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主导的城市美化运动。在当今的时代，这样的设计似乎已经很难得到强调民主的西方国家的认同。（彭琳报道）

3、创造城市自然的真实形态—农民的途径
Creating the Deep Form in Urban Nature: The Peasant Approach

发言人：俞孔坚，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

IFLA大会第二天上午有两场主旨报告。相比于第一天开幕式的热闹现场，报告厅冷清了许多，出现了较多空位。

首先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创造城市自然的真实形态—农民的途径（Creating the Deep Form in Urban Nature: The Peasant Approach）”。 他将自己比作农民，提出要像农民种田那样，创造具有生态、生产和满足当代人需要的真实的自然与形式，强调基于生态系统的过程与格局的规划设计，并且以土人实践的若干项目为例展示其如何实现这一理念。俞孔坚教授介绍的实践项目是其创建的土人景观设计公司近十年左右实践且在国内不断宣传的“反规划”实践项目，并无新意，但俞教授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引发了现场老师学生对生态技术和理念的深化实践的讨论。

4、莫斯科河的都市发展潜力
Urban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Moscow River

发言人：Sergey Kuznetsov，莫斯科市主持建筑师（Chief architect of Moscow），PEECH Tchoban & Kuznetsov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继俞孔坚教授的演讲之后，俄罗斯莫斯科市的主持建筑师Sergey Kuznetsov介绍展示了莫斯科河岸总体规划项目。莫斯科市政府2014年发起了“莫斯科河岸改造”设计竞赛，俄罗斯公司Project Meganom带领的国际联盟在竞赛中胜出。胜出的方案的概念是将河岸打造成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娱乐空间，同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融合行人、交通、基础设施、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公众参与等。每一个港口都有一个独特的标识，作为周边地区的门户。港口及其周边建筑密度高的区域为莫斯科发展创造了新的轴线。河流公园形成的网络成为大莫斯科未来的结构基础。概念的实施方案包括三大战略：重塑河流港口的门户形象；强化河流与公众的连接性-设计人性化；健康的生态系统和智能清洗系统。

在大会之前，我们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瞥见了“莫斯科河岸改造项目”的一角——河岸贴近公园一侧设计了下沉木栈道，旁有水上餐厅、休息亭，沿河岸有塑胶跑道与自行车专用道，各种活动和人流交织，热闹而有序，河岸设计的人性化考虑充分体现。（廖凌云报道）

5、圣彼得堡历史园林的州保护体系
State protection system of historic gardens and parks in St. Petersburg

发言人：Olga Militsa女士，俄罗斯历史及文化州立控制、利用和保护委员会成员。

13日的主旨演讲人是俄罗斯历史及文化州立控制、利用和保护委员会（Committee on State Control, Use and Protection of Monument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成员Olga Militsa女士，题目为圣彼得堡历史园林的州保护体系（State protection system of historic gardens and parks in St. Petersburg）。

该演讲将圣彼得堡的园林分为18、19、20世纪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代表作品都进行了基本介绍，如夏园、夏宫和莫斯科公园等，阐述出俄罗斯传统园林从强调实用功能向注重装饰性、娱乐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又介绍了州保护机构的主要任务，如文化遗产的注册、以及文化遗产的拥有者限制条例，并以derzhavin’s homestead 花园和夏园的修复与保护为例进行了介绍。该报告是对圣彼得堡历史园林的回溯和对现有保护措施的总结。（贾丽奇报道）

分论坛报告

主旨报告结束后，会议分为了4个分论坛进行，10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发言者报告了各自的论文。4个分论坛的内容分别是：分论坛1和2是绿色蓝色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分论坛3是21世纪的历史和自然保护——保护、再建和保存，对现代城市和乡村环境的融合。分论坛4是现代景观的综合与革新方法。4个分论坛平行展开，无法在同一时间关注所有来分论坛的内容。

分论坛1、2的主题为“绿色蓝色基础设施和城市可持续发展”（Green-blue infra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分为理论专场（分论坛1）与案例分析专场（分论坛2）

在这个分论坛上有来自克罗地亚、瑞典、巴西、新西兰、俄罗斯、美国、马来西亚、中国、哥斯达黎加、土耳其、芬兰、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德国、以色列、西班牙、韩国、塞浦路斯、南非等国家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景观设计机构的学者与学生的报告进行。很明显，对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探讨是目前学者探讨的重点与热点，在这些报告中，主要围绕城市开放空间可持续发展、蓝色绿色基础设施与城市结构的关系、基础设施的技术层面等展开了多层级的讨论。

在技术方面的相关探讨有：

Cristina Jorge Camacho（西班牙）：《通过微有机研究分析西班牙基础设施》（Analyzing the infrastructure in Spain through the study of micro organism）；

Wolfgang Ansel（德国）：《绿色屋顶政策：面向决策者和绿色屋顶支持者的指引》（Green roof policies- a guideline for decision makers and green roof supporters）；

Elizaveta A Guliaeva（俄罗斯）：《关于圣彼得堡两处延伸绿色屋顶的对比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xtensive green roofs in St. Petersburg）等等。

其中来自瑞典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的学者Sofia Eskilsdotter的演讲的题目是：《未来的多功能设计—岩石用于城市树木种植床》（Multifunctional designs of the future – urban tree planting beds using only rock），她的研究关注于斯德哥尔摩绿植土壤结构，证明了相较于最初在岩石层上通过注水加入土壤的方法，在置入前先将土壤与岩石缓和是比较节省成本与人工的，因此新型的定义好土壤骨架结构的设计方法被开发出来并且实验证明是为树木良好生长提供同样条件并且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This original design of the Stockholm structural soils resulted in clearly increased tree growth and the system has becom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However, the process of adding soil to the rock layers by watering, and not by mixing soil and rocks prior to tipping, is labor intensive, and thus expensive. A wish to decrease costs has therefore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skeleton soils without additional soil. Recent research confirms that tree growth in this new design, is equal to planting beds with soil。）

图1 斯德哥尔摩土壤结构的基础设计

在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方面的讨论有：

Parisa Pakzad（澳大利亚）：《面向生态城市规划：评估澳大利亚绿色基础设施可持续性的概念框架》（Towards planning an eco-c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 Australia）；

Sultan Kurt（土耳其）：《历史地段中的绿色-蓝色历史连续性》（Green-blue-historical continuity in urban areas）；

Per Berg （瑞典）：《波罗的海沿海城市地区弹性绿色蓝色建成交通系统》（Resilient citylands-green-blue-built transport systems in Baltic sea region cities）；

Glauco De Paula Cocazza（巴西）：《帕图斯迪米纳斯的开放空间系统：可持续城市的蓝色绿色基础设施系统》（Open spaces system of patos De Minas： a green-blue infrastructure for a sustainable city）等。

其中来自芬兰Aalt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 Landscape Architecture大学的Juan Jose Galan Vivas演讲的题目是《绿色基础设施中的景观与跨尺度规划》（Landscape in green infrastructures & interscalar planning）。该研究提出了规划中“跨尺度”的概念，认为景观的跨学科性使其在区域与地方等不同尺度规划中发挥至关紧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绿色基础设施也为开放空间的设计提供机遇。他认为多功能的绿色基础设施应该保护并且提高生态与视觉质量同时指导农业、自然、城市区域的未来发展。（The transvers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quality of landscape makes it an essential and useful element in regional and local planning. On the other hand, Green Infrastructure provides an exceptional tool to place it in rela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scales, creating new possibilities and functions for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open spaces. Following this idea, the Strategic Plan for the Calderona Mountain Range shows how these two concepts： Landscape and Green Infrastructure can work hand in hand to construct a more sustainable and harmonious territory. In particular, the Plan defines a polyfunctional Green Infrastructure which should preserve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and visual quality of the territory whilst guiding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natural and urban areas. In order to fulfill these functions the work was structured in four stages.）

图2 区域尺度与地方尺度的绿色基础设施对比

城市更新中开放空间的再利用与设计方面的探讨如：

Nikita Yavein（俄罗斯）：《圣彼得堡和加里宁格勒的城市中心区都市景观再生》（Regeneration of urban landscape of central districts of St Petersburg and Kaliningrad）；

Ines Hrdalo（克罗地亚）：《城市开放空间作为绿色基础设施发展投入的分析》（Analysis of open urban spaces as an input for development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Susan J（新西兰）：《究竟是否一样？历史与当代校园园林发展理论基础的对比研究》（Same same different ： a comparison of rationales between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school garden development）；

Angelo Ciotti（美国）：《对于废弃煤矿的艺术再发现》（Reclaiming abandoned coal mines as art）；

Patricia M. O’Donnell（美国）：《梅隆广场：当代艺术杰作的振兴》（Mellon square： revitalizing a modern masterpiece）；

Vera Frolova（俄罗斯）：《从后苏俄时期城市景观向当代城市新公共空间的转变》（Post-Soviet urban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into new public spaces in modern cities）等等。

经过对此次分论坛的学习与探讨，可以发现目前行业中对风景园林与城市问题之间的关系研究，开始更多的利用到景观都市主义的平台与经验，如Fany Galender（巴西）针对《景观都市主义与圣保罗住房问题的新经验：与线性公园的关联》（New experiences in landscape urbanism related to housing programs in San Paolo, Brazil： the relevance of linear parks）的报告等。同时可以发现，技术与文化仍是两个永恒话题，在此次会议报告中，由于参讲者的语境不同，形成了分散的观点，多样的启发。城市可持续发展仍是以后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而风景园林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国家的研究者面对不同问题正在形成极具侧重点的观点理论，并尝试在同一个系统里进行理论的整合。（魏方报道）

分论坛3的主题为：21世纪的历史和自然保护——保护、再建和保存，对现代城市和乡村环境的融合

在这个分论坛上有来自俄罗斯、意大利、以色列、新西兰、瑞典、韩国、德国、希腊、日本、斯洛文尼亚、土耳其、英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景观事务所的学者和学生的报告共25次左右。在此记录另我印象深刻的讲座如下。

来自瑞典农业科学大学（SLU）的教授Asa Ahrland的演讲题目是，意义、记忆和陈述——文化景观评估和保护中的关键要素（Meaning, memory and narrative – key factors in assessing and conserving cultural landscapes）。在演讲中她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即“一个强有力的陈述能挽救一座园林（a strong narrative can save a garden）”。她以瑞典的一处遗产Forsmark为例，论述了如何通过文本去解析一处遗产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在解读Forsmark这个案例中，Asa认为Samuel af Ugglas对遗产在历史上本身强有力的论述是拯救场地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他对于场地的解读成为了遗产保护的重要依据。

来自新西兰的专家Renee Davie演讲的题目是：<再现热带雨林，发现景观和文化之间的互动（Revealing the Rainforest – discovering the dynamic interchange between landscape and culture）>，在她的研究中，认为景观表现着人与自然的交互与互动，她高度关注了土著人的文化。并且尝试着鼓励风景园林的学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通过体验土著人的生活和文化，体会土著人与自然交融的方式，并且让他们认识到热带雨林是最好的让他们认识人与自然交互的场所，进而通过这些学生作为媒介，将他们对土著人文化的理解传递出去。

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Ryohei Ono演讲的题目是<日常生活视觉景观的文化方面—日本乡村的案例研究，（Cultural Aspect of Visual Landscape for a Basis of Ordinary Life—A case study in Rural of Japan）>。该研究与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者杰·安普雷顿所提出的瞭望-庇护理论有相似点。研究认为人们能看见什么其实决定了人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定居。与视觉相关的景观评估将基于人居聚落的安排来展开。通过分析认为这个场地与人们的社会和文化相关联。评估文化价值能够作为动因并且作为结果，评估文化价值也有助于为景观保护的不同阶段提供信息。

来自清华大学景观学系的魏方同学在分论坛1中以《突破视框的透明性——城市景观更新中的包容性空间》（Transparency that Breaks the Frame： Inclusive Space in Urban Landscape Regeneration）为题进行了报告，在报告中展示了在城市更新中，全球化、文化多元与功能更新等不同语境下怎样解读与塑造横向包容、纵向发展的可持续城市公共空间，并以后工业改造项目为案例阐释了“透明性”的理论怎样在空间建构中发挥作用。报告结束后，演讲者与参会的其他学者同学探讨了城市开放空间的设计与工业遗存的再利用等若干问题，并与慕尼黑理工大学的学者与同学交流了不同的针对北杜伊斯堡公园改造案例的观点与心得体会。

清华大学景观学系博士许晓青于12日上午在分论坛3进行了论文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基于16-18世纪黄山山水审美识别的黄山审美保护》（The conservation measures based on Shan-Shui aesthetic identification of Mount Huangshan during 16-18 centuries），在报告中展示了如何通过扎根理论分析黄山诗和黄山图，得到黄山在16-18世纪时期山水美的表征，分别反映在热门景点的变化、热门旅游路线的变化和风景欣赏景观类型的变化上。最后通过古今对比，提出了黄山审美价值的古今对比变化，为今天黄山的保护管理提出建议。报告之后，会场嘉宾就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研究目的、以及研究结论的应用等问题与许晓青进行了讨论。

许晓青做分会场发言

清华大学景观系贾丽奇于13日上午在分论坛3进行了报告，题目为《Discrepancy of key Stakeholders Perceptions and Aspirations in planning practice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Case Study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China》的口头演讲。演讲介绍了中国世界遗产天坛外坛的基本背景和调研使用的方法，并将外坛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天坛晨练市民和居民两类，分别从外坛回收的态度、遗产展示模式、参与规划意愿、具体的诉求和意愿四个方面进行了数据比较和陈述，最终提出未来规划中公众参与建议采取的措施。

贾丽奇做分会场发言

另外，大会还设有海报展示环节，部分投稿论文受邀进行海报张贴，但会议并没有专门安排时间用于海报张贴的交流，因此，这一布置于临近楼梯的狭长空间并不十分热闹。清华景观学系三位博士生的论文受邀进行海报张贴，分别为：彭琳，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of Protected Area System in China and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中国保护地体系现状问题分析及建立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议；廖凌云，Research on the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folk cultural heritage of Mount Tai, China中国泰山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识别与保护研究；曹凯中，Being by becoming ，Process design in Amsterdamse Bos Park 生成中的存在 阿姆斯特丹森林公园中的过程性设计研究。

技术考察

在会议期间还穿插了一些技术考察。每位参会者可选择参加两项技术考察。我所参加技术考察是“Komarowski”国家自然保护地和芬兰湾大坝。Komarowski自然保护地位于圣彼得堡郊区，是一处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植被种类主要以蕨类、松树和桤木为主。在这片森林中生长着诸多原生物种，如Leymus arenarius, Carex arenaria, Lathyrus maritimus, Honckenya peploides等，从总体生态系统的保护来讲，Komarowski的自然保护状况尚可。但在考察过程中，一些专家提出了保护地外来物种的问题，甚至在保护地中明显地发现了来自北美和亚洲的外来植物。但相关技术人员并没有给予如何控制外来物种，特别是严格控制当地居民引入外来物种的解答。目前保护区的并没有控制旅游游憩的相关措施，因为到访的游客尚少，此保护区也并非为人们旅游的目的地。

美国专家解释外来物种

Komarowski保护区的人工鸟窝

芬兰湾大坝是用以保护圣彼得堡不受芬兰湾洪泛的大坝。该大坝蜿蜒在芬兰湾上，大坝所在的城市为Kronshtadt，大坝的总长度为25.4公里。大坝综合体包含了11座石墩大坝，6道涵沟、2处海军出口，诸多公路隧道和7座大桥。我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了复杂的大坝工程。芬兰湾大坝呈现出祥和的氛围，导游把我们带到一处非常不起眼的小建筑旁边说，你们别小看这座建筑，这个小房子实际是一个预警装置。每当涵沟里的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后，建筑内的报警装置就会报警，并且通知大坝的管理者，开启坝口调节的工作。芬兰湾坝内进行水位调节，至船只与湾内河道水面持平，船只才平稳地驶入圣彼得堡市区。

芬兰湾大坝船只蓄水调节池

考察过程照片

闭幕式与颁奖

大会闭幕式环节，对学生竞赛获奖进行了颁奖。本次大会共收到的学生竞赛投稿数量分布为：

获得前三名的团队来自中国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同济大学和西班牙Valladolid大学。此外，IFLA主席Kathryn Moore女士还将旗帜交予了明年承办IFLA大会的意大利。（许晓青报道）

感想与评论

许晓青：

经过会议和考察，对本次会议我有以下几点感慨，

1、国际上正逐渐拓展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的研究方法。在本次会议上在与历史与理论相关的专场，就有来自瑞典、新西兰、韩国、马来西亚、中国的学者试图从质性研究、扎根理论、传记研究、公众参与等角度拓展对于遗产历史与理论的理解。

2、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拓展。在大会上一些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景观，比如韩国首尔大学的Joonhyun Kim尝试从政治霸权的角度来阐释位于首尔市区的奥林匹克公园中不同时期建造的象征意涵以及景观构筑。美国学者通过对城市公园与边界的探讨，揭示了公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但多数学者的研究依然是从主流的、传统的风景园林角度展开研究，因而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拓展。

3、各个国家都在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问题，也都将基于各自国情来探索适应的方法。下面以俄罗斯为例简单说明。本次会议提供了与会人员更多地接触圣彼得堡的机会。从总体上讲，圣彼得堡的发展与历史遗迹的保护基本同步。整座城市较为完整的保留了历史遗迹，从街道格局、水系格局、街区广场都能表现出来。站在圣埃萨教堂顶上俯瞰整座城市，可以发现教堂的洋葱头顶控制了整座城市天际线，城市最高的部位永远是教堂的尖顶。几百上千年来这种格局并未改变，如果将现在的城市照片与历史图片对比更是能明确地看出。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俄罗斯的传承是通过保护和修旧、以及严格的coding来实现的，这是物质性的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建筑师、园林师、雕刻家的名字与教堂、园林和雕塑一起被铭刻在石碑上供万世瞻仰。这本身也是一种传承，而这种传承表现在解说、日常的艺术习得以及园林游赏中，这是非物质层面的传承。这些保护与传承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博弈与进一步修正，这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如何保护与传承我国历史遗产的视角。

4、东西交融早已形成，在不同的时代将被重新理解，中西研究者之间正逐渐形成共识。在大会的主旨报告中，Diane女士从案例角度展示了东西文化的交融与影响如何反应在景观设计中。在会议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瑞典农业科学大学（SLU）景观学系的教授Asa Ahrland，她专程来听了我的报告，并在会后提出了意见。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都认为沉浸式的体验对于风景园林至关重要，这种沉浸会导致感官全发，使人们得到的审美并非为简单地1+1=2，而是1+1>2的涌现。她和她的同事正在力图阐释清楚1+1>2背后的机制，使得风景园林游赏及体验的展开和保护更加有迹可循。而这种思想正体现了东西共融与互渗。

曹凯中：

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s，简称IFLA）在1948年9月成立于英国剑桥，该组织成立初衷是为风景园林师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并由此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在当代以文化软实力争取发展的角逐中，组织与会议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探讨，更具有一定传播价值。而组织与会议设置本身也是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所创建的一种话语权控制，在经历了67个年头的发展之后。IFLA联盟似乎奠定了其作为当代风景园林学风向标的地位。

第52界IFLA联盟会议主办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圣彼得堡市，主题为“未来的历史”（History of the Future）。主办者对当代现实问题的佯为不知以及对“未来的历史”这一概念的合法化导致了会议关注者自身的边缘化。更为尴尬的是，很难发现各国参加大会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共识性。共识性(consistency)是一种是指超出历史时代、文化变迁的限制的共同语境，在这种语境下的话题尽管外在条件不同，但却具有一定的内相似性。由于缺少共识性，会议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甚至没有设置讨论环节。有的只是来自不同国家学者对各自问题的简单阐述。可以说，由于缺乏共识性，是导致IFLA联盟会议无法对当下时代语境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原因之一，让会议更像是一个与会各方都“蜻蜓点水”式的共同演出。令人觉得欣慰的是，从大会的研究内容看到当代风景园林学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东亚国家，更准确的说是来自于中国。也因此成本次为会议中的焦点话题。

IFLA学生竞赛是该大会的另外一个较为重要的版块，关注非建成作品的可持续性一直是该竞赛的关注重点。该竞赛一直以来受到了广大中国学生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的目光大多源自未泯的好奇和对于时尚话语潮流的向往，然而对于可持续问题的解决,仅靠学生竞赛中的灵感是远远不够的。

客观的说，通过对一次国际会议的洞悉，很难断定当代风景园林学的话语体系已经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IFLA联盟会议也许是西方风景园林学前卫思想的一扇窗口。但是指望通过它来指导中国当代问题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埃塞俄比亚有一句谚语“爱问路的人，不会迷路。”然而对于身在世界风口浪尖的中国风景园林实践者，无论其身份是学者、工程师还是管理者，在这样的时代图景下不应当只是问路者，而更应该是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锻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