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兴废，世俗盛衰（上）：西京洛阳的园与人

原文首发于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4561

编者按：园林自古是文明高度的体现也是社会变迁的兴衰写照。北宋以前的洛阳一直是园林兴盛。如李格非的话：“繁华胜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本文作者以李格非掌故谈起，框架清晰，文笔通透地写出了园林作为文明兴衰的表征，这个古今不易的道理。非常值得一读的园林文化历史佳作。

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写了《洛阳名园记》，那年他刚结束河北的外放生涯，被召回东京任职。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却写出一本详尽介绍洛阳十九座园林的“游记”。李格非并不是想写园林间的游历，而是另有深意。具体意指为何暂不详谈，先看看那些他记下的园林。

洛阳当时是北宋的西京，是北宋的“四京”之一，北宋以前，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定都，宋初也险些定都于此。洛阳同样拥有宫城、皇城与外城三重城的格局。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甚至比东京城还要大（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洛阳的宫城位于城之西北，在唐末五代时损坏较严重，后唐有所修复。直到北宋天宝年间太祖西幸，才予以大修，宫室终于能恢复壮丽，颇得赵匡胤嘉许。之后的光阴里，这些缺少人气的宫殿们旧了便修，修了又旧，直到徽宗年间再次大修，建筑悉数焕然一新，装饰上甚至比过去还要讲究。

徽宗崇宁年间，洛阳人口约为二十三万人，远少于东京百万人口的水平。洛阳虽不似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的东京那般热闹，却因其浓厚的历史底蕴，成为文人们的理想居所。再加之洛阳山川秀丽，水源丰富，且气候温和，适宜于草木的生长，那些前朝遗留下来的诸多无主荒地，因此成为园林扩建的沃土。

于是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大批重要官员纷纷在洛阳购置田产作为第二居所，远离东京城的繁华喧嚣，乐得清静。苏辙就曾评论说，洛阳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这些园林们彼此相望，门巷相连，春花秋实，修竹长杨。居住在洛阳，简直乐不思拥挤不堪的东京了。

北宋洛阳平面示意图（来源：贾珺）

在李格非笔下的十九座园林里，有最新却“景物最胜”的宰相富弼家的富郑公园，占了整整一坊面积的归仁园，楼殿绵延数十里的环溪，尺度惬意的刘氏园…….还有可以望见洛水奔涌往东、声与景结合得浑然天成的丛春园——李格非回忆说，他曾于某个冬月夜登上园内那座从荼蘼架探出的丛春亭，试图聆听洛水的声响，结果因为寒气入骨，只得赶紧走了—— 一个试图文艺却未遂的故事。

以及牡丹花多到吓死你的天王院花园子，那里本是一所佛寺。园内没有亭台楼阁，只有数十万株牡丹，因此老老实实地叫做“花园子”，专供赏玩牡丹使用。每当花期来临之时，洛阳全城仕女皆云集于此，满眼都是帷幕，满耳都是丝竹。花期过后，却惟余丘墟。

文彦博的东园内有一片极大的水域，若泛舟游于其上，烟波浩渺，如同置身江湖间。其中有渊映、瀍水二堂宛宛立于水中。至于那座建于邙山之麓，一切宛若天造地设、不见半分人力造就的水北胡氏园，登台四望，洛阳方圆百余里盛景尽收眼底，只见“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现，使画工极思不可图”。

白居易的旧园大字寺园，属于白居易时曾有“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杆”，如今的园主张师雄（外号比较逗趣—“蜜翁翁“）只得十五亩的一半（另外一半是大字寺），将其命名为会隐园，水木犹存，楼堂却已不再。

得到李格非高度赞赏的湖园，在唐代时曾为中书令裴度的宅院。李格非借洛人口说：“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湖园兼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于一身。这里四时不同，景物皆好，这里百花酣，白画眩。

洛水之南的园林分布图，绿色为官僚园林集中的坊，主要分布于城东。（五代时洛阳的坊制便已解体，各坊只余坊名而已）笔者自绘。

熙宁年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以写《资治通鉴》为由申请退居洛阳。其实早在仁宗朝，洛阳就已流行文人交游集会，欧阳修便曾与张尧夫、王几道等七人组成“洛中七友”。王安石变法期间，集会更加盛行，其中以反对新法的“耆英会”影响最大。此会顾名思义，是一个老年社会活动团体，以富弼为首，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刘几等十三个平均年龄七十多岁的老头（司马光最年幼，六十四岁）。文彦博同时组有“同甲会”，会中有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司马光也领衔组了个“直率会”。旧党们用各种会进行排列组合，频频相聚，抨击新法，洛阳于是成了旧党的大本营。

司马光的“独乐园”目睹了这一切的风云际会。独乐园的名字出处是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司马光说与人乐乐、与众乐乐乃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而孔子的乐与颜回的乐乃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因此，各尽其分而安之，就是他所理解的快乐了。当他谈及自己的独乐园时，谦虚地说道“卑小不可与他园班”……

千万别信。独乐园占地面积足有二十亩——万余平方米，以现代的标准来看，离“卑小”一词相去甚远。然则与洛阳的其他豪园相比，独乐园确实是简朴的文人园风格。这点可以由李格非来证明。他记载道，独乐园中有“读书堂”数十屋，规模“小”、“亦小”，此外还有浇花亭、弄水轩、种竹斋、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形成独乐园七景，司马光一一作诗记之。李格非点出，独乐园“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由于主人盛名在外，独乐园吸引了不少游客。春季游园时节，游客们都会给守园人一点茶汤钱，守园人因此还发了笔小财。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高居翰说此图有可能是仇英临摹的李公麟画作，亦有可能是仇英基于《洛阳名园记》和《独乐园记》，根据想象画就）。来源：高居翰等，《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

园林们见证着时代更迭。唐宋之际的大变革，不仅改变了选仕途径、文化气象，其一个小小的副产物，便是对园林风格的影响。在财富集中的门阀贵族社会，拥有大量田地的贵族们能够建造并雕琢规模庞大的园林。唐以前的园林动辄绵延数十里，把山川河流都能收入囊中。及至唐朝，面积已经逐渐缩小，占据一坊面积的园林已经算大的了。

经由五代，进入宋朝，财富的拥有阶层愈发扩大，园林从帝王和门阀贵族家的禁地逐步走入寻常人家，不仅官僚士大夫能修建自己的园林，就连富有的商贾也能造园。园林逐步走入城市，缩小规模。其风格从包揽山川疏阔转变为空间造景，真山变为土山、甚至是石山，水面从湖面缩小为水池。从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可以看到，当时的园林理念已经是收敛性的了，开始打造曲折缠绕的空间。如刘氏园，能在狭小的台上布置多种建筑——“楼横堂列，廊庑回缭”。

建筑与园林的一儒一道，体现着文人世俗与精神生活之间交锋的现实。建筑需按等级规制修建，遵循的是儒家思想，园林则充满着对仙境的诸般想象，对他世的向往，对内心的寻索。有了园林，文人们开始把内在需求浸透于外在园林的营造中去，虽“不得不”入仕，在红尘中打滚，却还好能退居小园，寄情于园内“山水”，并用松、竹等植物象征情怀。这些以陶渊明、王维为偶像的士大夫们，在属于自己的微观自然中，体会着委曲求全版的隐逸生活。文人精神从“放”到“收”的转变，在此可见一斑。

园林本身就是时代更迭。“繁华胜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李格非如此作结。隋唐时期，公卿贵戚们在洛阳的豪宅共有千余所，如今园景只余废墟、楼台沦为灰烬。公卿大夫们一心想要退于园林之中，却忘了自身与时局共进退。即使姹紫嫣红开遍，却只能付诸断壁颓垣。今朝的盛景，也会沦为明朝的废墟。李格非写作此文的深意，便是如此。离乱之殇，就在三十年后。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