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的会议围绕棕地再生、水敏城市和蓝绿基础设施的议题进行了生态型城市方面的探讨；同时，对于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住房建设的现实问题，与会嘉宾表现出很大的关注度；另外，以北京三里河传统的城市结构和肌理为例，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向心性结构和四合院的模式。以下是13日会议几个主旨演讲的详细报道。
回顾中国北京城市建设
（李文军，北京万德文脉国际建筑设计事务所）
Review of Chinese and Beijing City Urban Development
会议记录 孔晓萌
李文军先生着重介绍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以及对各种类型试点城市的探索，并和大家分享了北京、天津等城市发展过程中生动的案例。
1.中国特大城市，中国城市发展时间轴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城市，我的演讲是回顾在过去十年里北京所做的城市建设，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我们过去所做的也许有成有败，但对于未来的发展很有启示。在2010年, 中国有很多大城市，有3个城市：北京、上海和重庆人口数超过了2000万。6个城市超过120万。18个城市人口过900万，41个城市有600万人口。总之，有74个城市人口大于200万，我认为这种城市化在历史上是最大的。2009年，在中国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为14000km²，2012年，城市化程度超过了52%，当然这个数字赶不上欧洲，但如果我们在2050年达到70%，这就意味着将会有十亿人口生活在城市中，比今天更加拥挤。在大城市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在经济增长之后，我们有了不同的经济阶段。一开始，从1982-2011之间，我们有很长一段时期的增长，比如8~10%的增长率。现在，经济的增长变缓了，近于3%的增长，因此政府称这个阶段为新经济自然增长阶段。我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决断建立多少城市，多少行政区，在哪里建和城市的发展方向非常重要。
李文军先生在讲座中（摄影胡婧宜）
2.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试点城市！
2013年我也做过一次类似的演讲，但那时的计划只有一半，现在则是两倍。到2013年时，我们并没有那么多部门给出发展的建议,自从经济改革以后，国家新区、国家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工业园区以及高科技工业园区，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驱动力，是经济和城市化。但现在，或许他们逐渐发现这样的城市化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些指示，验证了一些试点城市在那个方向需要发展。例如建设部在一开始发展了一些国家园林城市，截至目前，已有300余个城市被称园林城市，但它们并非真的那么绿、那么园林。于是给出了一些建议：现在我们需要建设智慧城市，建设低碳城市、建设创新城市，所以从2013年起我们建立了很多试点性的城市，被不同的部门所建设。
如图：绿色部分由建设部和城市发展部支持，紫色受水部门支持，例如海绵城市。突然之间我们有了很多的试点城市。我们尝试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垃圾分类处理，一些城市尝试了垃圾分类，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生态城市，它不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地方的政府自发的计划建设生态城市，他们找了一些公司，设计院甚至是外国的设计院来规划生态城市，但还没有得到国家的优先政策和财政支持。所以在中国，生态城市还没有发展起来。未来我们要建立哪一种城市呢？生态城市，智慧城市还是创新城市？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还不是很确切，我们尝试了每一种方向。生态城市是不从国家政府获得支持的；智慧城市非常不同，我们将不同的部分：水、能量、交通、公共服务等整合为一个整体，中国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常棒，它得到了国家很大的支持，差不多有两万亿元的资金投入来建设不同的智慧城市。
这是我在2013年提出的问题，那时我在想是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生态智慧城市还是文化旅游城市，当时我并不知道答案，但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正常的阶段，或多或少明确了想法：以创新和消费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我们应该坚持改革。创新很重要，生产需要创新，管理需要创新，需要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消费需要个性化、多样化。比如主题公园，万达在中国建了很多的主题公园，每个几乎都像迪士尼那么大，差不多想在每座城市建一个万达城，因为消费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讲座PPT截图（摄影胡婧宜）
3.案例分享
（1）天津中新生态城：从2007到2011，四年时间过去，这里建起了建筑、设施，这是一个很好例子，因为从国家得到了很多优惠政策，天津又离北京很近，是很重要的城市，起初津是沿海开放城市，之后又有了高度发展的工业区，在九十年代中期，成为直辖市，当时中国只有两个直辖市，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所以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发展的优先政策。中国新加坡天津生态城项目从2007开始，是新区整体大发展的一小部分，在2013它发展成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区。上个月我去的时候这里还是空的，一半以上已经建成了居住区，有一个卡通产业中心，这可能是这个区域唯一的一个产业，此外还有宾馆和两个主题公园，这些是这个生态城的主要活动。到了夜晚住宅区却没有多少的住户，因为里离办公或商业中心很远，因此需要很多年的发展才会成为城市中密集的一部分。目前中国有四大自由贸易区，天津是其中之一。
每当国家颁布新政策，就会有城市非常迅猛地发展起来。横琴多年以前曾是一座空岛，因为它靠近澳门，政策要发展这个岛屿，现在办公大楼，商业大厦，长隆主题公园，大概5年内这个区域会彻底完工。平潭也属于四大自由贸易区，也过去也曾是一个孤岛，离台湾很近，很多年以前大陆和台湾有矛盾，那里无人居住，但现在想要开发它，于是人们建立了酒店、商业大楼等等。
（2）唐山曹妃甸生态城：这是一个反面案例，和天津的例子是一个对比，设计很好但发展欠佳。唐山是一个偏小的城市，不如天津重要，国家只拿很少的钱给它用以投入建设,尽管当地政府想参考瑞典的生态城市体系，他们找了瑞典的设计师做总体规划，设计得很不错，很多政府都前来观摩学习，但第一部分刚完成计划就戛然而止了，为什么会这样？
- 他们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尽管当地政府是支持的；
- 城市规划是好的，但是找不到开发商。对于中国的开发商来说，他们觉得需要投入更多的钱来实现这些设施，并且对于他们的投资没有一个合适的政策，所以宁可不把钱投入在这块地上。
（3）北京：因为生于北京，我对这里非常熟悉，我见证了它的发展。北京作为中国首都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我儿时常常去农田边的亲戚家，在二环上非常近。1982年我们建了三环，2000年之后我们建了四环，2003年后又有了五环，现在是六环。四环以里，除了像颐和园、紫禁城和一些小公园，其他地方看不到太多绿色。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曾经我亲戚住的农田变成了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北京南站。
这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一般来说，一个单元就是一户人家，过去一般只有大官可以住在这里，现在很多家庭共享一个大院，叫作大杂院，因为没有太多的空间，他们在院子中又建了一些小房子，因此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这样拥挤的结构。后来一些地方会被拆掉，用来建新的居住区，商业和办公区，胡同中只有一小部分会得到保护，其他的会在墙上写上“拆”字，这意味着住在这里的人需要尽快离开，正是这些地方的搬迁，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高楼林立，国家大剧院等等。当然有一些也会重建，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清华教授吴良镛先生重新改造的北京菊儿胡同。论居住条件，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从过去的3㎡增加到13㎡，似乎居住条件变好了，但城市出现了问题，很多诸如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频现。我们的城市是否真的变得更好了呢？
讲座PPT截图（摄影胡婧宜）
问答环节：
Q：请问您写着“拆”的拆除区域和保护区域是如何辨别的呢？
A：不知为何他们要拆，但我知道有些地方需要保护的原因，我知道可能是因为那里之前住了一些诗人、画家等名人，他们的故居可供人们参观访问。例如后海，它周围都被保护起来，也算是一个名胜之地，所以来到中国的人到了夜晚都会去后海。
建设可持续的未来城市——棕地再生
（郑晓笛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美国注册风景园林师）
Towards Sustainable Future Cities – Brownfields Regeneration
会议记录孔晓萌
郑晓笛教授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当前我们面临的棕地问题
- 国目前有多少棕地；
- 环境污染事件与生态公园；
- 风景园林专业内对棕地的关注；
- 2016 棕地再生与生态修复国际会议。
郑晓笛教授在讲座中（摄影胡婧宜）
1.中国到底有多少棕地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提一下棕地的定义，但在国际上我们对于棕地不仅仅有一条定义，每个国家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界定。在英国对于棕地有一个更广泛的定义：泛指曾经被开发过的土地，即在“这类用地上现有或曾有永久性的构筑物（不含农业或林业建筑）及相关的地表基础设施 ”，它包括了所有之前发展的土地，所以任何被人类活动破坏的基域都被认为是棕地。然而，在美国，有更小而清晰的定义：泛指 “其扩展、再开发或再利用过程可能会因已知或潜在存在的危害物质、污染源或污染物而变得复杂的不动产 ”,换句话说，只要你怀疑场地受到了污染，尽管不久后你发现它没被污染，它仍然被认作是棕地，因为这些怀疑已经使得场地发展的过程复杂化。在我们官方的定义中，最近发布于2014年2月的《污染场地术语》（HJ682-2014），实际上我们并本没提出棕地的概念，我们把它定义成了两个术语：
- “潜在污染场地”：指因从事生产、经营、处理、贮存有毒有害物质，堆放或处理处置潜在危险废物，以及从事矿山开采等活动造成污染，且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构成潜在风险的场地；
- “污染场地”：对潜在污染场地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后，确认污染危害超过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的场地。
郑晓笛教授在讲座中（摄影胡婧宜）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认为我们在中国的领域里引入了“潜在污染场地”的概念。如果比较一下国家之间就概念上的差异，就会发现在英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经常强调两点，其一是已知或潜在的污染，其二是我们对于重新发展的需求，换言之，如果有一块污染的土地坐落在很边远的地区，对人们的使用没有风险，就不把它算作是棕地。因此，棕地再生与我们未来城市的发展和污染物紧密相关 。所以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提出来中国棕地的定义以作为在这一领域谈论和研究的基础，我也认为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因人类活动而存在已知或潜在污染的场地，二是对这些场地再生的需要和渴望，为未来城市寻找新的功能。
总之，中国到底存在多少棕地是我们未知的，至今我们对它的数量仍没有一个清楚的调查，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数据和报告，可以在公众媒体和期刊中大致了解到棕地的数量，最权威的调查是发布于2014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它基于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我国开展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调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由于辩论非常激烈，他们用了很长时间颁布它，因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在探讨时，一些取样距离会非常远，例如一些北京这样高度发展城市很难得到污染的程度。然而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所得到的最官方的数据。
另一个公开发布的数据是2010年2月1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三个部门联合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告》。公告普查对象总数592.6万个，并分为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此外，还有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一个非营利组织）在网上公开数据，可见如下是根据4500家重点行业企业和废弃物处理单位以及729个重点行业工业园区，定位并绘制成这张土壤污染风险源分布地图。另一张是基于全国垃圾填埋场的影响范围，评估出垃圾填埋场恶臭影响的人口。
接下来是中国官方对外给出的数据，2015 美国国家棕地年会上，首次进行了中国棕地修复行业标准研讨会，我也是参会的中国代表之一，在研讨会上，政府官员同时也是代表团的领导臧文昌先生就中国棕地现状发表了演讲，就此问题作出了回答，从数据后的问号可见我们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总之，了解中国有多少棕地对于我们仍是重要的一步。我们需要对现状进行一个详尽的调查，需要采取行动，并思考这种场地的增长与未来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讲座PPT
我认为中国目前主要有三个类型的棕地：
- 工业的棕地（包含钢铁厂、焦化厂、纺织厂、机械厂、制药厂、制造业和化工企业等），我认为对土地是最严重的污染，同时它也包含一些工业遗产；我们需要思考在未来的发展中怎样对其进行保护和再利用；
- 采矿业废弃地（包含采矿业废弃地等），尽管它也属于一种工业用地，但由于它与工业棕地的土壤污染物成分不同，所以我把它单独作为一类；
- 垃圾填埋场（包含卫生填埋场、简易填埋场和受控填埋场，以及工业垃圾堆放地等）。
对于我们来说思考“我们”是非常实际的，我们在座的人都与之息息相关。我在课堂上常常对学生说，我们和规划师、建筑师一样，当工业破坏环境时我们是拯救者吗？不然，我想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导致了棕地的增加，例如我们需要采矿，需要电，需要沙子和石头建立居所……所有这些最后都成为棕地，所以我希望除了专业人士，每一个市民都关注我们的棕地。
2.环境污染事件与生态公园？
再回到景观师的角色，今年上半年，国务院颁布了《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关注，这些关注集中在高度发展的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虽然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只有较发达经费充足的城市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城市的市民认识和需求也更高。
之后有发生了两起事故，一个是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学校在当地非常有名，从2015年搬迁新址以来，先后有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我想说的是公众媒体对此事的分析：
- 选址距离污染源实在是太近了;
- 建设时使用了被污染的地下水;
- 开挖土壤会促进有机物的挥发;
- 原定的土壤开挖改成了黏土覆盖，原定的商业开发改成了生态修复公园，污染物质并没有消除，沉积在地下会污染地下水。
最后的一点，反映出媒体往往认为把棕地转换成公园比商业更容易造成更大的危险和问题。
另一个是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在2015年8月12日，造成了很严重的伤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在距事故发生还不到一个月时，网上就出现了海港生态公园概念规划的方案并征集公众意见，我想如果人们觉得把棕地变成公园，只要设计成这样就可以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前期必须对污染物类型，可采取的补救措施进行详细调查。并不是它变成公园草木生长就是干净安全的。
3.风景园林专业内对棕地的关注
在景观领域中，棕地也得到了广泛的额关注，2013年2月《中国园林》发表了“棕地修复”主题，王绍增教授也是杂志主编在开篇中写道:“我猛然感悟到这’棕地修复’是我们学科20世纪最重要的贡献，……若干年后，棕地修复可能是风景园林行业最主要的工作。”所以对于还在学校的学生来说，棕地很可能在他们未来的实践中占很大的一部分。
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主要期刊中棕地相关主题的文章占有很大比例，在中国的专业奖项中棕地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同样，美国的asla专业奖项中棕地也占了很大比重，这是一个所有项目的摘要，中国有三个棕地项目得了奖。
讲座PPT
景观用途受到棕地再生项目的青睐是因为景观项目与普通地产开发项目相较而言具有4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 建设费用低；
- 项目见效快；
- 对应不稳定基础；
- 使用灵活。
郑晓笛教授在讲座中（摄影胡婧宜）
4.2016 棕地再生与生态修复国际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中国等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我们也将在会后出版一本英文的书籍，里面包含了相关的问题。在会议的最后，我们宣布了一项声明，强调了在中国棕地再生中的6个重要的方面：
- 支持一个对中国当前棕地详细现状的调查，包含污染和破坏的范围并建立一个健全周密的数据库；
- 包含所有相关部分，采取多学科方法运用到棕地再生的过程；
- 目光长远，对于棕地采取合适的补救处理给予足够的时间；
- 确保一个地域性的、整体的方法可以检测并预想未来棕地在更大范围内的再开发；
- 通过教育性的事件和活动提高公众对棕地风险的认识，并在更新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及确保公众的参与；
- 重访并促进学术教育的重新修订，创建课程与之同步，并与棕地再生中的挑战同步提出所需要的新知识。
问答环节
Q：您认为政府对这些棕地并不是很了解，还是他们想保密呢？我想有时他们会保密一段时间，因为公开信息可能会引起轰动。
A：我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和政府打交道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中央和地方都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什么才是最严重的问题，什么才是最急需处理的区域，但他们对所有的区域并没有一个详细的数据或调查，据我所知，他们会很快发布数据和研究的细节，北京政府已在着手推进管理这项调查的计划。当然，如您所说，我认为他们不会向公众公开那些最严重的污染在哪，当然，如果你想知道某个具体的地块并咨询政府，他们会给你提供相关的数据，例如天津爆炸事件，官方会给出相关的数据。
讲座现场（摄影胡婧宜）
基于二元水循环分析的蓝绿灰基础设施整合设计探讨
（刘海龙副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The integrated design of Blue-Green-Gray Infrastructure System Based on Dualistic Water Cycle Model
会议记录李艳妮
“水本无形，因器成之”地球水循环的范围，向上可从地表至大地圈对流层上部15km高，向下可达地壳内数km深，地球的液态水创造了生命起源和存在的基本环境，是陆地侵蚀与风化的主要营力。与此同时水安全问题也威胁着城市，根据2010年住建部对全国351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2008-2010年全国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暴雨内涝。自然水的循环过程可以看成是降水—径流—汇流——产流—渗透不断循环的过程，而人类于其中取用地下径流或是地表径流形成了社会水的循环。社会水循环和自然水循环只要应用得当是可以相互耦合互补的，这种耦合的效应在世界最古老的大坝——卡法拉高坝的设计及运用中就能看到。
讲座PPT（摄影胡婧宜）
自然水循环和社会水循环相互平衡下的蓝绿灰基础设施相互结合的方式可以认为是灰色基础设施生态化、城市绿网结构搭建的过程，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面向城市雨洪管理的景观水文途径。
下面以清华大学校园为例对交叉融合的城市雨洪管理与雨水景观设计方法进行解析。首先是对现状要素的分析：其包括对现状的排水设施、铺装类型、排水方向进行调研；在雨天对校园内的积水点进行记录；现状坡度分析、地形分析、用地分析、下垫面分析、地表径流分析、雨水管网及积水点分析等，通过分析得出场地的地表产汇流分区。根据分区在对各个区域进行详细，分析积水主要原因，从而寻找相应对策。如在对建馆新馆和老馆之间的庭院上，将屋面雨水进行了疏导，并和庭院的花园座椅带相互集合，营造了一个互动式的水文景观内庭。
讲座PPT（摄影胡婧宜）
在对胜因院的改造上，在分析场地现状问题的同时还对现状土壤做了土壤渗透实验，根据汇水分区提出了场地的雨洪管理设施系统布局。景观设计的过程融合了设施布局的需求及和景观植物造景，形成了一个可以应对雨洪的小型花园。在对明德路的改造上，分析了道路交通、人流、雨天积水点等，并建立SWMM模型对各个参数进行分析，最后将分析的结果融入到景观的设计过程。
二元水循环分析的蓝绿灰基础设施整合设计是一个将科学、现状及设计艺术相互结合的过程，也是实现城市雨洪管理的过程。
刘海龙教授在讲座中（摄影胡婧宜）
水敏设计推动宜居城市构建
（Florian Zimmermann，景观建筑师）
LIVEABLE CITIES and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会议记录李艳妮
在1945年之前，全球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到了2005年全球已经有半数的人生活在城市，往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将会越来越多。截止2025年，城市市政水量需求预计增长40%。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极端天气急速的改变居住环境，城市内涝与水患在各大城市层出不穷。原有的水文过程在城市中被改变，55%—100%的雨水得不到应用而被快速排走。
讲座PPT（摄影胡婧宜）
在传统的排水工程中强调的都是急排和速排，水敏城市设计指将城市规划设计和城市水循环管理协同工作，整合为和谐的一体的综合设计，重建自然的水文循环。将传统的以排为主的排水管理，转变成以滞、蓄、排相互结合的排水管理。
水敏型城市设计的三个要点是流域跨度的整合规划、源头管理和综合的治理措施。通过流域跨度的规划实现区域水文循环的联通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源头管理的滞、蓄等方式减少径流排水量；最后通过多专业多措施融合的场地设计实现雨洪的综合治理。这些措施包含透水铺装、绿色屋顶、雨水景观、洼地、砾石排水沟、洪水草地、生态净化群落、河道等。
Florian Zimmermann 在讲座中（摄影胡婧宜）
通过对戴水道的哥本哈根防洪规划，我们节省了1.34欧元的雨水管道费用，还重塑了城市的河流景观空间。在天津文化中心的设计上也融合了水敏城市设计的理念，实现了可持续的90公顷城市多功能公共空间的设计，同时天津市成功应用生态水系统。因为避免了传统基础设施的更新，节省了 1.2亿人民币市政投资。在河西中央商务区的设计上，将公园和雨水花园相互结合。此外还有天津张家窝社区的改造设计等，我们在城市各种尺度的设计中都尝试将水敏型城市的理念融入其中，以期实现城市雨洪的良好管理和循环。
泰国特定城市区域的社区需求评估调查
（TIPVARAKARNKOON Tatsawan教授 泰国曼谷易三仓大学生态科技学院）
THAILAND COMMUNITY NEEDS SURVEY ON RESIDENTIAL AND SURROUNDINGS AREA
会议记录荀超
TIPVARAKARNKOON Tatsawan教授在讲座中（摄影胡婧宜）
根据2010年泰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泰国总人口达到了6550万，其中2890万住在市级行政区。泰国北部人口1150万，中部1810万，东北部1880万，南部890万，仅首府曼谷就有820万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分布图显示，曼谷家庭结构相对简单，平均每户3~4人；而东北部则为传统型的家庭结构，平均每户4~6人。
本调查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首先进行小组讨论，收集可能的答案和选项，确定后发放网上的问卷调查，共363份，并且发放对象仅限于泰国公民。调查框架分为以下几部分：
1. 关于人口统计
被调查者的数据显示，65%的居民为女性，35%为男性；从年龄层次来说，青少年居民最少，而中年居民所占比例最大；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和单身居民的比例同为49%；受教育程度，50%~60%的居民为本科及以下，其余为硕士及以上；职业状况，41%为受雇者；收入水平，33%的居民为低收入者，36%为中产阶级，其余为高收入者。
2. 居住信息
从住房类型来看，47%的居民住在独立式住宅；15%的居民住在共管公寓中，并且由于城中和城郊公寓楼数量的增加，这一数据还在不断上涨；另一住房类型——镇屋，因其与独立式住宅相比价格较低，且小巧精致，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类型，仅去年就有1.8万户登记在册；低收入者多居住在平房、廉价公寓内，占调查总数的7%。
从居住地点来看，45%的居民住在小巷中，17%的居民与主干道相邻。另外，在城市中，近十多年比较常见的居住地点是住宅区。一般来说，居民多与家人住在一起，而其中，家中有一位或多位长辈的占53%，没有长辈的占47%。
3. 满意度调查
根据被调查者的居住满意度来看，独立式住宅和镇屋的满意度较高，而出租房屋的满意度最低。在“影响居住满意度的因素”的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以五个等级——最不重要的，稍微重要的，比较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极其重要的——来评分，具体分为以下三方面：
（1）楼房内部。人身财产安全和健康的促进（例如通风系统、水系统等）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
（2）居住环境环境。排水系统、交通可达性、邻里友好、垃圾收集和处理、绿色的环境、公园游憩这几项的重要程度相当，而图书馆服务的重要程度最低。另外，具有安全感的环境、停车位、无污染、公共设施、污水控制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其中“具有安全感的环境”仍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综合这一部分的数据，最后得出5项“生活必须的因素”（按评分排序呢）：人身财产安全、停车位、健康的促进、绿色的环境、邻里街道的整洁、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
（3）住房周围设施。美容沙龙、社区游憩广场、便利店、药店、健身中心、医疗点被认为很重要，但并非极其重要；公共游泳池、购物中心、市场、公共网络连接也是同样的情况。
最后，关于“未来的居所”的问题，被调查者列出了十多个考虑的因素，其中“节能型居所”、“抵御自然灾害的居所”、“老年人友好型的居所”被认为是理想中的家园。而对于“未来的城市”，“无烟或无污染”、“干净的环境”、“绿色的环境”、“人身财产的安全”这几个要素位居前四。
PPT截图
印度可持续城市设计和相关的保障性住宅（经济贫困地区住宅）建设
（FRICK Kerstin教授，印度建筑与工程管理专业）
Sustainable City Design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Housing (housing for economical weaker sections) in India
会议记录荀超
FRICK Kerstin教授在演讲中（摄影胡婧宜）
2015年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11项目标下的10个基本点，涵盖了城市生活和发展的各个维度。以下是与本次演讲内容相关的几个要点：
- 到2030年，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适足、安全和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基本服务，并改造贫民窟
- 到2030年，向所有人提供安全、无障碍、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运输系统，改进道路安全，特别是扩大公共交通，要特别关注处境脆弱者、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需要
- 到2030年，在所有国家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化，以及加强参与性、综合和可持续的人类住区规划和管理
- 到2030年，减少每个人对城市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城市废物和其他废物管理
- 到2030年，普遍提供安全、包容性、无障碍和绿色的公共空间，尤其是供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享用
可负担住房的缺乏迫使数百万人（他们大多从事非正式职业）只能住在居住条件毫无保障、质量糟糕的房屋中，简而言之就是贫民窟。发展中国家17%的城市正在经历每年4%或更高的城市增长率，这一事实预示着，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土地和基础设施必须进行相应的发展。另一方面，增长的人口大部分是贫困人口，仅靠形式化机制，他们无力负担起居住和最基本社会服务的需求。
在亚洲，城市对于乡村和小城镇的人们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期待从城市获得教育、就业、健康护理、婚姻和身心放松的机会，期待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尤其是婚姻，它使人们有机会从乡村搬到城市，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亚洲，这是促使移民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城市对廉价劳动力也有很大的依赖性，例如对建筑工人、司机、渔民、小时工等的需求。在印度，这种需求尤其显著，因为城市功能的运转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推动，所以，这些人口开始聚集在市中心的一些政府所不需要的区域里。但随着土地价值的增加，开发商瞄准了市中心的土地进行投机买卖，于是这部分人被迫迁出城市。研究显示，在印度，人口向市中心迁移的情况还将持续，并且超过70%的移民将无法负担起正规的住房，而印度又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多维贫困人口数量（6.3亿）。
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 印度31%的人口（3.6亿）居住在城市，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6亿
- 27%的城市居民居住在非正规的房屋中
- 预计在2012年，全国住房短缺数量将有1878万，其中95%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 在接下来的十年，城市住房短缺数量将以每年6.6%的比例增长，预计2022年将达到3400万
- 在接下来的十年，贫民窟的住房数量将增长37%，1375万（这一数据有可能更庞大，因为无法识别的房屋并未计算在内）
- 居住在非正规房屋中36%的住户没有自来水、电力、卫生设备等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已有的基础设施无法保证24小时的供给需求）
讲座PPT截图
尽管像自来水这类最基本的需求无法得到保障，但非正规房屋的居民仍需为房屋支付与他们的收入不相称的高额费用。供给断层导致的房屋短缺不应完全归咎于城市人口的压力，而应视为城市精英无节制的投资房产的结果。
目前印度城市的发展模式有以下两种：
- 城市内部的发展模式，高密度、功能混合、自给自足的市中心，但社会和经济因素导致了城市扩张和边缘城市化。
- 城市外部的发展模式，不清晰的发展计划使郊区的发展结构分散，此外监管和建造条例也十分不完善。“先建再计划”，总规远远落后于房屋建造的进度，这说明了行政管理的严重滞后。城市外部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也是导致低收入群体外迁至城市边缘地带的主要因素，其结果是城市和城郊结构的瓦解，以及场地归属感的丧失。
针对以上情况，中央政府制定了集中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宅的计划，重点如下：
- 在私人开发商的参与下，利用其贷款重新安置贫民窟中的居民
- 通过发放与个人信用挂钩的补贴，促进贫困区域可负担住房的建设
然而，这一举措并未减少贫民窟的数量，而只是将贫民窟重新放置，形成垂直的贫民窟类型，这将导致：
- 失业人数的增加，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距离加大，交通费用也随之增加
- 路程的增加导致居民享受教育和健康护理的难度增大
- 基础设施的欠缺
印度金奈有将近160万的人口住在63处可识别的贫民窟，换言之，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口住在不可识别的地方。为了满足向所有人提供住宅的愿景，贫民窟清除委员会在金奈城郊建造了所谓的“综合型小镇”，大约有3万栋住宅楼建立起来。然而，这一工程没有任何建筑师的参与，也几乎没有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自来水供应，人们只能从地下取水；排水系统经常被垃圾阻塞，因为废弃物无法得到收集和处理，每逢大雨，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内涝。贫民窟的居民被重新安置到这里，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要具备能搬出贫民窟的条件，他们就搬出来，无论什么样的居住条件，他们都住进去。我们不得不提出强烈质疑，这是可供选择的居住条件吗？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了吗？
类似于金奈城郊的此类项目还有很多，下图是某项目发展的卫星图。工程建设占用了大片的空地，在工程开始之前，这些空地作为开放空间，是人们生活的延伸，生活环境的扩展，也是相互交流的场所。然而，工程建设对土地的侵蚀使得人们失去了使用开放空间的机会和权力。
讲座PPT截图
在这里，我们再次强调被重新安置的居民所面对的问题：
- 工作地点到居住地点路程的增加导致失业人数的上升，人们无力负担花费在交通上的高额出行费用
- 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导致获得健康护理和教育的机会减少，相当一部分孩子因此辍学
- 基础设施匮乏，不稳定的电力供应，有限时间供应的公共自来水，水质污染，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没有垃圾收集处理设施
- 5人家庭居住在19~31平米的平房中，不通风，没有充足的阳光，房间不隔断，毫无隐私
- 居住环境通达性低下，自来水需人工搬运到住所，老人与残疾人的生活无法保障
综上所述，我们针对印度城市提出了可选择的增长模式——创建城市节点，这也许能为城市增长提供可借鉴的策略。城市节点可作为主要城市的次中心，这些节点被定义为高密度、混合功能的社区，它们能为城市创造鲜明的性格。作为次中心，它们周边成团协同发展的功能区将产生很大的聚集效应，节点间通过便捷的交通系统进行连接，加强了社区的场所感和可达性。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可持续的规划策略：
1. 房屋的混合利用和多样化
- 在提供房屋买卖的同时，增加出租房屋的选择，迎合周期性移民的工人的需求
- 增强商业区的包容性，允许小规模商铺经营，以涵盖居民的生活需求
- 为不同的人群提供多样化的房屋类型
2. 居住密度的增加
- 将居住区、商业区、便民服务点等功能区进行有机整合，以更高效的利用相关资源和服务设施
3. 基础设施的分散设置
- 鼓励雨水收集和储存，以供家用
- 分散生物废水处理点的设置
- 提供太阳能装置以进行能源再生利用
4. 社区结构
- 创建一个社区中心，加强空间感和归属感
- 预留供人们活动和休息的开放空间，并配以基本的服务设施
- 将各设施的使用距离控制在步行10分钟之内，创造方便宜人的居住环境
5. 街道的通畅
- 创建相互连通的街道网络，并进行道路分级，分散交通压力，提供舒适的步行环境
- 创建高质量的步行系统和开放空间系统
6. 交通出行
- 提供方便的交通方式出入城中心
- 创建步行友好型的街道景观，鼓励自行车、小型摩托车的使用
7. 食物供应
- 除了依靠城市作为食物的来源，也鼓励屋顶和垂直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保留社区周围的农业用地
1950年代北京城市结构及三里河地区项目介绍
（陈瑾羲博士，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Beijing Sanlihe Area and City Fabrics in 1950s
会议记录张蕊
陈瑾羲博士在讲座中（摄影胡婧宜）
陈瑾羲博士首先简要介绍了北京城市结构从1951年到2005年的发展变化，并将城市现状图与古城地图进行对比，显示了以老城区为中心同心环式的扩张过程。在这五十多年间，北京城市面积从100平方公里扩大到1200平方公里，同心环式的城市结构被逐步强化，这种状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5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建国之初为制订城市总体规划成立了北京规划委员会，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的梁思成先生（以下简称梁）和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陈占祥先生（以下简称陈）作为委员会成员，与几名来自前苏联的规划专家一起参与了这项工作。
1953年，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草案。这份规划草案的突出了三大特征，即“一个中心，两个轴线，三条环路”，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苏联专家主张将新的中央政府建于老城中心，而梁陈二人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新的中央政府应在旧城西部另行选址单独设立，于是他们提出了另一份规划方案。
接下来陈瑾羲博士展示并介绍了梁陈二人提出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详细方案（以下简称梁陈方案）。在该方案中，旧城作为历史和文化中心得到完整保留，新的行政中心位于旧城西部，满足现代城市功能，形成两个中心的城市布局，这一策略可能受到1940年代大伦敦规划方案的影响，旨在疏散历史城市中心过于拥挤的人口。然而苏联专家坚持认为中央政府应建于旧城中心，理由之一是可以利用旧城的基础设施，节省建设费用；同时他们主张参考莫斯科的做法，应用现代城市规划手段，使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共产主义特色的城市风貌取代旧城风貌；此外，他们提倡重塑而非保留历史城市，使其更好地适应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社会需求。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对此也作出指示，希望新的行政中心设立于旧城中心，其他辅助国家机关办公楼可建于城外，即三里河地区。至此，苏联专家提出的单一中心方案得到采用（以下简称苏联方案），南北轴线被视为紫禁城原有轴线的延续，沿着东西轴线（即长安街）将建设新的项目，两条轴线在天安门处交汇，这便是北京现代城市规划的起点。
另一个争议焦点是苏联方案中的“三条环路”，涉及到旧城墙的拆除还是保留的问题。苏联专家认为保留城墙会阻碍未来城市交通，而梁思成教授则主张整体保留包括城墙在内的旧城，他写道“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憩。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1950年代，汽车的普及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城市格局，毛主席本人也认为梁陈方案过于守旧。于是，城墙就这样被拆除了。今天的北京二环即位于旧城城墙的位置，宽阔的道路取代了城墙，完全改变了城市形象，环路和轴线也进一步强化了单一中心的城市结构。
陈瑾羲博士接着向我们介绍了前面提到过的三里河地区一个典型居住大院的发展历程。最初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方案，由前排中央主楼、后院、后排辅助建筑和围墙构成的封闭式方案，最终采用是由建筑师张开济先生设计的开放式方案，大院长约500米，宽约400米，入口处布置前后两座办公建筑，中间是一个内院，围绕内院布置九组宿舍楼。实际建设过程中，为满足办公建筑的使用需求，入口和内院位置的建设没有遵循规划方案。目前正在进行大院更新的规划设计，新的规划方案将保留开放式的布局和周边建筑组团，大院入口部分的现有办公建筑将被改建成学校，中心部分按照张开济先生的规划方案恢复成绿地，绿地的东西两侧分别布置商业项目和学校项目。
讲座PPT
三里河居住大院规划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虽然尺度不同，但作为同一时期的项目，两者的命运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