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6日，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主办，风景园林新青年承办的QQ群沙龙第二十六期成功举行。本期的主题是“《园冶》研究”，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中青年学者：来自北京农学院的王建文老师、来自东南大学的梁洁老师和来自东南大学的顾凯老师，与大家一同分享他们在《园冶》相关的研究中的尝试与思考。讲座内容涉及计成的生平、《园冶》的版本，以及园林建筑中最为有趣的亭的研究。在最后的自由讨论环节，大家表现出对本次主题的极大兴趣，积极踊跃的提问得到三位老师的细致解答。此次沙龙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关注，也让我们对《园冶》这部中国古代唯一的一部造园专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环节：主讲人发言
王建文：计成和计侨关系的初步推断
王建文老师是北京农学院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师，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史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园林史。近三年发表论文《明末园冶作者计成籍贯、家族和镇江住所研究》、《江苏省仪征市明代寤园主人考》、《江苏省仪征市明末清初寤园、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考》、《江苏省仪征市明代寤园位置考》、《江苏省扬州市瓜州于氏南园、于氏北园及其主人考》；发表报刊文章《而今何处觅于园？》、《计成、计侨的后人，你们还在镇江吗？》等。
本次王建文老师的发言分为七个小节，分析了大家熟悉的人物——计成的生平和他的社交情况的研究进展。
摘要：园林界人士都喜欢阅读计成的《园冶》，但是作者的资料十分缺乏。从阚铎开始到曹汛先生，人们只是知道他出生于1582年，江苏省吴江县人。曹汛先生曾经提示计成或许与吴江县盛泽镇计东有关系；计成自己说有两个儿子；他交往的朋友包括：吴玄、汪士衡、郑元勋、阮大铖、曹元甫。有人说他是吴江县同里镇人，《镇江市志》说他结交了常熟的钱谦益。
一、 籍贯的回顾
- 阚铎先生认为计成的籍贯是吴江。
- 陈从周先生认为计成的籍贯是吴江同里。
- 喻维国先生认为对计成的情况了解的很不够。
- 曹汛先生认为计成可能会与同县的计从龙、计大章、计东有所瓜葛，所以应注意澜溪、茅塔、西库、计家坝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都在吴江的盛泽镇），曹汛先生上述提示为本文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 沈昌华、沈春荣认为计成籍贯的研究都缺乏证据，他们在当地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他们认为：①陈从周先生关于“同里的计仲华、计孝余先生一家”是计成后人的判断，是出自于叶圣陶先生的一句玩笑；②同里的计仲华、计孝余先生一家计姓，不是计成家族的后人，很可能是计东（字甫草）家族的后人；③计大章、计东一族是从浙江移居盛泽的，而且时间较晚，计成是松陵镇人，他们不是同一族计姓；④天凝庄镇计元勋这族计姓应该是宋、元间即生于斯，长于斯，他们与松陵的计成，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 刘延华证实同里存在着另一个计成，这是民国期间的计成。
-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计成的籍贯是吴江，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是同里镇人。
二、 计成家人研究回顾
计成在《园冶》结尾的《自识》中写道：“崇祯甲戌岁（1634），予年五十有三，….暇著斯《冶》，欲示二儿长生、长吉，但觅梨、栗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年计成至少有两个年龄小于9岁的儿子，长生、长吉应该是两个儿子的乳名。
三、 镇江的计侨
本文作者在研究扬州“瓜州于园”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位与计成生活年代相近的计姓人物——计侨。杨滨在《大瓢偶记》中写道：“…郡别驾武乡程君翻刻《玉烟堂本》，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十一月，润州逋客计侨为跋之。”程康庄的记载表明，计侨是当时镇江的诸生，并且是吴人（苏州人），计侨和潘陆相识，并且可能是朋友，这与计成的儿子是相符的。
四、 计侨的诗作和交游
《京江暨旧集》
张学仁的《京江暨旧集》有诗人小传：“计侨，字逋客，丹徒人，著《抱甕集》。逋客与改亭相酬和，负江左文喻=誉，诗如玉山瑶林，秀出人外。”改亭是计东的号，计东是吴江盛泽镇茅塔村人，有《改亭文集》传世。镇江的程兆熊认为计侨是明朝的遗民，是清初镇江有名的布衣诗人，但是由于没有功名，他的诗得不到官府的重视。
《江苏诗征》
王豫《江苏诗征》有计侨的诗人小传：“计侨，字逋客，丹徒诸生，著《抱甕集》。”这个诗人小传比较长，其中提到：陈其年云：“逋客足迹遍天下，其诗沈雄峭削，豪宕顿挫，鲸呿鳖掷，嘡嗒噌吰，非得江山之助不能也。”江晨六云：“逋客久困诸生，已而弃之。客诸侯，典记室，于畿辅内地，往往有声。兼王丹青，古文词，而诗名尤著。”王豫的《种竹轩馀话》：“逋客与朱叔子、程苍孚昆仑、顾茂伦、张南溟、孙豹人、姜勉中暨改亭、子山相酬和，负江左文誉。今百余年，知其名者已鲜，可勝嘅耶！诗如玉山瑶林，秀出人外，不可梯接。”他们对计侨的评价相当高，从上面的小传来分析，计侨与当时江浙一带的文化名流交往比较广泛。
江闿（字辰六，别号牂牁生，江郡人，祖籍徽州歙县，著有《江辰六文集》）。该文集有《计逋客诗集序》“…京口计子逋客，久困诸生，已而弃之。客诸侯，典记室，于畿辅内地，往往有声，又尝寄意名山大川，遇辄登临。士君子读其《游泰岱》、《望匡庐》、《泛彭蠡》、《游金山》、《甘露多景楼》诸什，没想见其为人。…计子遭逢略同，司户其间，虽得小试，大非计子之志矣！”在这里江闿为计侨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诗序，对他充满了同情和期待，希望他能够在为人作幕中抓住机会，在仕途上有所成就。
《江苏诗征》收录了计侨的17首诗，可以看出计侨的几个特点：
- 家庭条件。可以维持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到北京游历，参加科举。
- 价值取向。像当时的很多读书人一样，计侨痛恨满清军队曾经的暴行，又能适应历史潮流，融入新王朝，愿意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 性格特点。富有同情心，头脑清醒，性格平和，不固执，不激进。
《吴江诗略》
是顾茂伦在明末清初年间刊印的诗集，记录了明末清初吴江一些诗人的诗作。收录了计侨的四首诗，计侨的诗人小传非常简短：“计侨，字逋客，今居镇江。”
1963年张慧剑先生最早注意到了这个信息，2011年美国的白亚仁也说明了这一点，2011年董振声、潘丽敏在《吴江艺文志》中收录了计侨（字逋客）的信息。至此我们一共收集到计侨的《抱甕集》共有26首诗，另外还有两首诗的各两句，同时还有《<瘗鹤铭>玉烟堂翻刻木跋》的另一部分。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知道了计侨的某些信息，其中包括：计侨是吴江人，侨居镇江；潘陆和计侨是要好的朋友。
五、 计侨籍贯的推断
1. 计东的实际说明
计氏是吴江的稀少姓氏，因此他们两个人能够互相往来说明他们可能来自同一个乡镇或者说是一家人。
2. 潘一桂、潘江如的证据
潘一桂是吴江县的名人，也是镇江的名人。潘江如是潘一桂的儿子，对于侨居在外地的普通百姓，根据古代人交友的习惯，都有强烈的乡土意识，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是盛泽镇的同乡。
3. 朱昆田的证据
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的儿子朱昆田诗作提供了重要线索。《江苏诗征》“张鹏，字转万，号南溟，丹徒人。”朱昆田在张鹏府上做幕僚的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位同事，与朱昆田朝夕相伴，他的名字叫“逋客”或者“止渊”。这段时间计侨也一直在张鹏府上作幕，我们可以知道这位“逋客”一定就是计侨。
朱昆田《笛渔小稿》有16首诗和计侨相关：
（1）《次止渊<病起>二首》从“论交得同调，终日话乡关”这两句来分析，计侨病愈以后写了《病起》二首送给朱昆田，朱昆田写了两首诗回赠。时间可能是康熙二十三年（1683）春天。计侨以前和朱昆田是有过交往的，互相交谈往事十分投缘。另外，从“窮鸟初成赋，闲鸥旧结盟”、“幸有乡门老，新诗照眼明”这四句来分析，他们以前是有来往的。
这里我们有了重要发现，朱昆田第二次说计侨是他的同乡。朱昆田的家乡是浙江的秀水，所以计侨的故乡一定与秀水相邻，而与秀水相邻的就是吴江县最南部的盛泽镇。更重要的证据是：朱昆田的祖籍就是吴江县盛泽镇。《秀水朱氏家乘》说明了这一点，朱昆田把计侨认作同乡是有根据的。
（2）《元日立春和逋客》
（3）《又和止渊八首》
这八首诗都是元日（春节）逢立春这一天所写，送给计侨的。
（4）《首春同逋客止渊陪丹徒公晚坐珍珠泉上二首》
丹徒公就是张鹏，当时在济南做山东巡抚，这首诗说明计侨擅长吟诗作画，精通园林植物种植技术，这首诗写了张鹏官邸花园四月的风景。
（5）《止渊逋客既和拙诗，越日风雪复作，止渊又赋二百字索和，盖欲以强韵相压也。炙砚呵冻，复成是作》
（6）《食鲥鱼和止渊韵》
葡萄绿长圌山曲，鲥鱼脱网新蒲束。
（7）《和止渊瓶菊》
这首诗表明，计侨擅长栽花，精通园林植物，懂得瓶花选材的要领。在这16首诗中我们可以断定“逋客”和“止渊”是同一个人，逋客的身份是明确的，他在山东巡抚张鹏幕上作幕，“乡门老”说明他的年纪应该是60岁左右。上述资料说明计侨的籍贯是吴江盛泽镇。计侨擅长写诗、绘画、种花。
六、 计侨和计成关系的推断
1. 计成和计侨都是吴江人
阮大铖始终说“松陵计无否”。《园冶》开头说明：“松陵计成无否父著”，松陵是吴江的别名。
2. 计侨的名字
侨这个名字可能代表了计成侨寓镇江这件事。
3. 计姓氏稀少的姓氏
在宋版的《百家姓》排名113位。吴江的计东在《改亭文集》写道：“我家为希姓，宗族鲜少…”那么迁居来镇江的计姓应该更加少。在古代聚族而居，对于稀少的姓氏，如果来自同一县域，那么他们来自同一家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4. 年龄相符
计成在53岁，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几岁，到了顺治年间应该30多岁。顺治18年，计侨还是诸生，计侨当时应该是30多岁，和计成儿子的年龄是符合的。
5. 与潘一桂父子的关系
潘一桂《中清堂诗》有一首诗《初春与张人林、钱密纬、计无否游石簰山》说明潘一桂和计无否计成是朋友，这是大家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这首诗在《中清堂诗》的排列说明了是在天启四年的春天所写，这首诗说明计成和潘一桂是好朋友。计侨和潘江如年龄相当，是朋友，都是吴江人，迁居住在镇江。而计成和潘一桂是好朋友，都是吴江人也迁居住在镇江。潘江如是潘一桂的儿子，所以计成和计侨是父子的关系可能性比较大。
6. 性格和技能
计成能诗擅画，擅建园林，计侨也有同样的特征。阮大铖等人的记载，计成性格善良、文雅、聪明、直率、求新。从朱昆田、江晨六、陈其年、张学仁、王豫对他的评价得出，计侨拥有同样的性格。
7. 计侨父亲擅长书画
计侨的父亲经常游览镇江的三山，计成也经常游览三山。计成在园冶中“…予见润之甘露寺数间高下廊传说鲁班所造。”这个甘露寺就是北固山北峰的建筑。
8. 计侨的父亲擅长造园
计侨的诗《园居漫兴》：“往来在城市，居止似乡村。”这首诗可以知道，树木伴着他父亲的房屋，黄莺在他父亲的宅子中歌唱。他父亲已经去世，他种植了忘忧草。他的父亲是一位布衣，没有功名，他的父亲应该是一位造园高手。
9. 计侨也是造园能手
胡江，湖北人，与计侨有互相唱和的诗。他称计侨做“圃客”，很显然也是有造园的专长。从朱昆田的诗来分析，张鹏幕府中的计侨是绘画高手，又是栽花的高手。张鹏在济南官邸附近的风景非常秀丽但是朱昆田写的十六首诗都没有点明设计者是谁。可以推断，计侨就是那些美丽风景的主要设计者。
七、计成籍贯的推断
1. 1982年曹汛先生认为计成可能与吴江的计从龙、计大章、茅塔计东家族或许有些瓜葛。
2011年，白亚仁说“吴江的计家出了好几个人才，如万历十九年举人计可献和园林设计经典之作《园冶》作者计成。”从上面的文字分析，白亚仁先生在没有给出证据的前提下，好像是在说上述吴江的计姓人士可能都是一家人，可能都是盛泽镇人。从前面朱昆田的诗已经证明，计侨的籍贯是吴江县盛泽镇。因此，计成的籍贯就可能是吴江县盛泽镇。
2. 明末清初，吴江计姓的集中居住地是盛泽镇
计东家住盛泽镇茅塔村，计东《改亭文集》说：“我家自无辩先生一支迁溪阳，至我五世祖延元府君，迄今子姓四百余人，聚族而处，远不过三四里…”需亭是计大章，他是计东的从祖家住在盛泽镇靠近茅塔村的其字圩。根据计东所说被称为大宗的吴江计氏家族就在盛泽，以每代20年计算，这一族计氏应该是明代早期迁居盛泽的。
从《园冶》的水平来看，计成收到了良好的教育，在那个年代他应该出自吴江的计氏大家族，所以，计成很可能来自计东所属的盛泽计氏家族。
3. 明代后期盛泽计氏是吴江望族
《盛湖志》记载：“周用，字行之，明弘治壬戌进士，历官吏部尚书。其父赘于盛川计氏，用生长母家，后居澜溪之西，其子孙复分居盛川北荡、谢天港、及五牛等处，科第不觉。”周用为明代时期官员，考上进士后恢复“周”姓，其实他的父亲入赘盛川计氏，就是盛泽的计氏，原先为计姓。周用写的《王母计氏墓志铭》是说他的姨表兄弟王云的母亲然而“惟尔我先外祖彦明，是为吴江茂族。”说明盛川计氏在明代弘治年间可以称为吴江茂族。
盛泽镇澜溪的周之方是周用的六世孙，他的记载是说“方母江邑望族圣来计公之女。”周之方的母亲姓计，她是计东的兄弟计盛来之女。周之方的记载表明，明末清初盛泽计氏是吴江的望族。
吴江的计氏在明末清初出了一些名人：
计江，字渭滨，在胡宗宪的幕府治理倭寇，但无意仕途收到了归安茅坤的极力赞扬。
计可献，万历举人。
计从龙，号云泉，幼习山水，兼长写貌。
计东的父亲计名，字青麟，是复社的领袖。
计东的从祖计大章，著名诗人，隐士。
4. 潘一桂的证据
潘一桂是盛泽人，和计成是朋友，潘一桂是富家子弟。计成和计侨都是布衣，布衣和富人之间的交往通常是有朴素的乡土之谊。上述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关键的一条很可能就是他们来自同一个乡镇，都是来自盛泽这方水土上的人。
5. 《园冶 自识》中的自述
“何况草野疏愚，涉身丘壑”说明计成出生长在农村，不会是在吴江县城，也不会是在盛泽镇，很可能就是今天盛泽镇茅塔村附近的农村。
6. 盛泽镇为计成的成长和《园冶》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盛泽地处“吴头约尾”，大运河畔，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计成青少年时期，盛泽一带的湖泊遍地，风景秀丽，经济发达，人文蔚起。
冯梦龙《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当时盛泽镇附近也有不少私家园林，计成在家乡读书长大，其语言和造园思想会受到盛泽水乡人文和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
7. 《园冶》中“掇山”一词的特点
《园冶》中计成使用“掇山”一词作为堆叠假山的术语，这个词汇在古代文献中是独特的。但是“掇”这个词在吴江盛泽镇却是常用的。“掇”的意思是用手搬动东西，计成的性格特点就是创新，他把“掇”和“山”合成一个词汇，是他用家乡方言进行的一个创新。
梁洁：《园冶》若干明刻本与日抄本辨析
梁洁老师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明江南园林历史。梁洁老师此次发言针对中国造园学中重要文献《园冶》的若干流传抄本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及梳理，主要针对现存的明刻本和日本抄本的情况进行分析整理，并且指出了多个有关于《园冶》抄本流传的多个问题，包括《夺天工》的缺失以及朱启钤藏本台北本的章印等问题。
一、第一部分，背景篇章
梁洁博士所调查出的在已有的关于《园冶注释》的研究中主要有四个。
1. 陈植先生在《园冶注释》第二版序中有六个版本，在这六个版本当中，能够确定的有四个版本；其中有两个是以灰标注，表示未曾见过，其中一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所藏的三册，另一个是《夺天工》。
2. 新加坡的康格温的博士论文中列出了明代《园冶》的版本保存和收藏情况，且主要列出了日本二十世纪以前保存的版本，由下表得出一个结论：在清代的时候无论是从官方的输入还是民间的走私，首先，《园冶》是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其次，还有一些流传到日本。表中可以看到一共有三次运输，其中有两次，运过去的书本名称为《夺天工》或者是《名园巧式夺天工》，所以说《园冶》这本书以“夺天工”这个名字在日本广泛流传。
3. 李桓写的这篇论文梳理了《园冶》现在这个版本和各个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他梳理的这个表格可以适当补充两点——首先，陈植注释第二版当再一次参照了日本内阁文库三卷的照片；另外，这次研究可以回答《喜咏轩丛书》版本当时参照的其他抄本是什么抄本。
4. 韦雨涓写的这篇论文，考证出：
- 国图所藏的《园冶》第一卷是郑振铎贡献出来的；
- 《夺天工》和《木经全书》均为国内刊印而非日本翻刻。
二、 第二部分，版本介绍
1. 梁洁博士整理出来的《园冶》现流传的四种明刻本和九种日本抄本。在这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内容：
（1）有关两个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的辨析。
在1930年，阚铎以及朱启钤等所提到的这个北平图书馆存的一二卷刻本应该是藏于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的刻本。这此刻本应该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护文献流转到了台北中央图书馆。所以到了1978年，杨超伯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北京国家图书馆就仅存郑振铎所贡献出来的一卷。且杨超伯所说的胶卷一二卷指的就是当时被运到台北去的刻本，并且陈植与杨超伯说法一致，所以现在所提到的北京国家图书馆所存的刻本的时候要区分这两个刻本。
（2）有关在日本流传的九个抄本。
这九个抄本的名字都叫做《夺天工》，这些抄本主要分布在东京以及京大的几个图书馆。
2. 接下来梁洁博士根据现有背景资料以及一些数据分析着重讲了这九个抄本中的前三个抄本：
（1）林家本的抄本：是现在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一个《夺天工》的抄本，出自于一千年以前，现在存于东京国立部门书馆。
（2）第二本《夺天工》是出自东洋文库，现在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可以检索到胶卷的，称之为樋口本。
（3）第三本是现在藏在东京大学综合图的一个本子称之为鸥外本。
三、 第三部分，《夺天工》详细解析
《夺天工》这九个抄本均有缺字，且九个抄本的缺字相同，原因是原版磨损所导致。
1. 桥川时雄收藏的《木经全书》本是确实可以证明是因为原版磨损导致印刷问题而缺失字。第一行模糊的字样是“崇祯甲戌岁”，九个抄本与桥川时雄的版本一致，第一行完全缺失，后面相同，说明他们出自同一个刻本。
2. 有关《夺天工》的三个抄本，每一个都是卷首缺失，从第二行抄起，说明《喜咏轩丛书》和桥川时雄抄本情况一样，对照内阁本当中缺失“过门枋雅”一句。对照原本，我可以看出缺少的应该是“残月纱窗梦醒”和“棹兴若逢戴氏”。虽然做出补充，但是都是相对原本有出处，所以得出当时面对是一个缺失的抄本而非一个完整的原本。由此梁洁博士得出两个结论：
（1）第一个结论：九个抄本均抄自同一个原本且他们之间也存在互相传抄的可能性。
（2）第二个结论：陶本卷应该是参照的《夺天工》本的抄本。
（3）梁洁博士认为有关陶本卷三的参照抄本，可以从朱启钤写的这两个《重刊园冶序》当中可以看到他当时参照的是现在存于台北的卷一卷二以及当时朱启钤家里存的这个抄本。
通过这些分析梁洁博士推测，朱启钤家里藏得这个抄本就是根据华日堂中的《夺天工》抄本而来的，而且这个抄本和日本九个抄本所面对的原本也都是同一个原本，不仅是同一版，且是同一本。
而后梁洁博士通过对于桥川时雄与朱启钤的两次交往的详细叙述中推测分析《夺天工》抄本情况，如下：
桥川时雄在书里说在朱启钤家里见过他收藏《园冶》残卷本，标题上有相似之处，这句话意思可能为，两本书（即《园冶》和《夺天工》）在这一页上的排版应该是一致的，或者相似的。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句：“朱家藏本的末页有一枚圆章‘安庆阮衙藏版，如有翻刻千里必治”，还有一枚方章上有篆书六字“扈冶堂图书记”。梁洁博士认为这是一个相对蹊跷的事，且猜测是华日堂当时获得了一批成书，这批书来自最初赞助印刷阮大铖，彼时书板尚在阮附上，印成后钤上“圆方二章”并加入了崇祯八年郑元勋的题词。华日堂改换了序的顺序为郑序/阮序/自序，有抽调三卷目录集中于卷首，加上自己的版权页，装订成册出售。推测出华日堂得到这些书时已经有两个印，却并未理会，但是这只是一个推测并没有确实证据的。
四、第四部分，探究“圆方二章”存在于哪一处藏本
最后梁洁博士分析了一下两个问题：
1. 台北本书是否确有“圆方二章”。
有关台北本书是否有圆方二章最早是由阚铎提出来的，阚铎表示当时北平图书馆得到的这个明刻本只有一二卷，并且末页有圆方二章，他提到把当时陶本寄往日本内阁文库校合，但是他本人提到并没有见过这个本。
如此，他第一次对于这个章的详细的描述只可能了来自于北平当时存的这个本子也就是台北本。但我们无法看到的原因是台北本现在虽然存在台北，且有出版物，但是之前列出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物。台北本的胶卷现在是存在一些地方，北京国家图书馆声称自己有这个胶卷但是不对外展示；然后当时这一批书几经辗转运到华盛顿的时候，华盛顿国图也拍摄了一批胶卷华盛顿国图也存在一批胶卷，且其胶卷副本有一份是存在于东京的东洋文库，但这份胶卷里面也是没有关于圆方二章的事情。由此梁洁博士得出两个猜想：
第一个猜想是，胶卷没有拍摄完整，或者是在比较慌乱的情况下拍摄有误。
第二个猜想是，可能是运输中遗失了。
2. 华日堂本书是否确实有“圆方二章“。
这个问题一个来自于桥川时雄，另外一个是陈植《园冶注释》第二版里面说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华日堂抄本中有一个模写两个印章的事情，可能桥川时雄当时在朱启钤的家里看到这个本子不是朱启钤藏得这个抄本而是从北图借过来的这样一个刻本，这样就可能对上第一个问题，台北书到底是否有圆方二章。不过，这个问题性质就变了，如果当时我们认为桥川时雄没看错，看到的就是朱启钤藏的那一本抄本，后面还有圆方二章，那么这个问题就值得研究下去。陈植提出来的说法是否又是自己独立观察独立思考得出来的而不是直接使用了桥川时雄的说法，这些都是有待接下来的研究进一步作出贡献的。
顾凯：中国传统园林中“亭踞山巅”的再认识——作用、文化、与观念变迁
顾凯老师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著有《明代江南 园林研究》、《江南私家园林》等，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顾凯老师本次的发言主题是中国传统园林中“亭踞山巅”的再认识，关于其中的三个问题作用、文化与观念变迁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顾老师根据深入历史语境下的当代研究，认为山巅之亭所反映的“自然”与“人工”之间的文化内涵，是自然景物与人工营造之间的连续一体、和谐共存、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而并非人工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矛盾。整个发言分为五部分：
- 引论
- 作用：“景观“与”观景“
- 文化：“自然“与”人工“
- 观念变迁：“画意“的影响
- 余论
一、 引论
在一个假山的顶上会有种亭榭、亭阁的这种建筑的设置，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目前，可以明确判断的有比如说现在有四座明代的遗存假山：北京紫禁城御花园的“堆秀山“上”御景亭“、宁波中山公园”独秀山“上”螺髻亭“、苏州惠萌圆”小林屋“假山上亭阁、上海豫园黄石大假山上”望江亭“等。苏州园林也存有较多，如拙政园的”绣绮亭“等；杭州、扬州、湖州、北京等地的园林中的山亭也有这种亭榭的存在。
与实例遗存一致的是历史文献与图像中对园林山顶置亭阁的记录：明代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中“魏公西圃“有：”前迭石为山，高可以俯群岭，顶有亭“；张凤翼《乐志园记》中有“峭壁数丈，狰狞崛兀，奇瑰搏人，上建文昌阁“；王心一《归田园居记》中“紫逻山“上有”放眼亭“；张岱《陶阉梦忆》中“琅嬛福地“称”山顶可亭“；《娄东园林志》中“吴氏园“有”亭冠其阜“、”王氏糜场泾园“称”有亭瞰崖“。
然而当代许多园林研究对此并不认同，在研究中存在一些反差，有学者不同认识或隐含批评，甚至完全忽视。如刘敦桢先生在《苏州古典园林》：“高峻的山，与其在山顶建亭，不如位置略低“；陈从周先生在《说园》：”建亭须略低山巅“。
针对这样的现象，顾教授主要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造园中“亭踞山巅“的作用？为何如此常见？
-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造园中“亭踞山巅“与自然追求的关系？毕竟建筑为人工营造物，如此显要地置于表达自然的假山之上，是否存在内在矛盾，削弱了自然的呈现？
- 如何理解“亭踞山巅“的历史现象与当代态度之间的反差？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
二、 作用：“景观”与“观景”
接下来谈“作用“，顾教授提到两个关键词——景观和观景。有很多园林的讨论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童寯在《江南园林》中提到”亭踞山巅，或置水际“，认可这一做法，但未论及其公用；杨鸿勋在《江南园林论》中将假山上建筑分为两种，都是作为视觉景观的对象来看待，未提及景观问题；章元凤《造园八讲》中提到山上建亭有憩息眺望和作为景物的两方面作用，二者作用并列；黄树业《亭廊桥》一文中述到”以休息眺望、作为观赏点的作用为主，作为景观对象的作用为辅“；张家骥《中国造园论》中仅提及观景作用，未提及作为景观对象。
顾教授曾结合历史文献考察有过论证：园林主要是亭榭，作为观景场所的意义要远大于作为被观对象的意义。对于山顶构亭，仍然可以适用。
教授认为对山巅亭阁的命名，反映的是设置的追求。历史上的例子：王心一“归园田居“中山顶之”放眼亭“，祁彪佳”寓山园“中山上的”选胜亭“、”妙赏亭“、”远阁“等，都明确主要作为观景位置之用，尤其是远景。现有园林遗存中：山亭之名大多也是表达作为赏景场所的，或是畅观远景（如上海豫园”望江亭“、杭州郭庄”赏心悦目阁“、艺圃”朝爽亭“等），或是赏园中景致（如苏州拙政园”绣绮亭“、”雪香云蔚亭“、”待霜亭“、潍坊十笏园”蔚秀亭“等）。而提及作为被观赏景致的形态特点的，则少之又少（仅苏州怡园“螺髻亭”等）。
从文献叙述看，也主要在于观景。明代归有光《畏垒亭记》：“垒石为山，山有亭，登之，隐隐见吴淞江环绕而东，风帆时过于荒墟树杪之间”；王世贞在《游金陵诸园记》中叙述“金盘李园”“西高阜，亭其上，曰’碧云深处’，可以东眺朝天宫，北望清凉、瓦官浮图、乌龙之灵应观，亦有佳处也”；“徐三锦衣宅园”中“始由山之右，蹑级而上，宛转数十武，其最高处得一楼而憩，东北锺山，紫翠在眼”； 王世贞《弇山园记》中，最宏大的“西弇”假山之巅更建有“缥缈楼”，“此楼是三弇最高处，毋论收一园镜中，启东户，则万井鳞次……”，不仅建楼，而且楼上建台，为的都是畅观远景。而对于假山之上建筑的形式，则很少有文献提及（少数例子如前述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魏公西圃”有“顶有亭，尤丽”），更无论具体形态的详细描述。
《园冶》认识：
“园说”： “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立基·亭榭基”： 通泉竹里，按景山颠；都是从得景的角度看待假山上建筑的设置。
“掇山”： “人皆厅前掇山……加之以亭，及登，一无可望，置之何益？更亦可笑”，明确指出，假山之亭如无作为观景场所的作用，则是完全不合理的。可见在计成看来，观景的需求绝对是山顶建筑的首要作用。
结论：在历史语境中，园林假山之上的建筑，尤其是亭子的设置，是以营造人可停留休憩的得景场所，尤其是畅观远景为主要目的；而作为视觉景观对象的作用，虽然并非完全没有，但远未被视为重要因素。园林中“亭踞山巅”所具有的观景与景观这双重作用的分量并不均衡。园林之景作为“借景”非常重要，《园冶》中称之“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畅远的赏景效果为造园所珍视，园中有畅赏远景的强烈需求；而在许多园林中，通过假山的堆叠能够形成园中最高处——那么，对其上加以利用而成亭阁，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三、 文化：“自然“与”人工“
1. 亭之“人工”与山之“自然”是否矛盾？
柯律格：19世纪西方人认为“中国园林不自然、不理性并且过于复杂“，”中国园林曾因其扭曲自然而遭到鄙视“。童寯也提到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园林也有令西方人感到荒诞不经之处……欣赏英国式花园质朴怡然的人，对这些缺点和不合理不禁感到困惑”。
在现代研究中，“当理论研究的视角从艺术品转向自然山水时，中国园林又因为具有明显的人建痕迹而被认为不具有自然山水的特点因此被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有些研究者往往在强调自然美的同时，一味反对对自然进行改造。这样，中国园林……在自然审美的视野里又因具有明显的人为痕迹而不够典型。”
2.“自然“的认识：
柯律格：“自然”本身不是一个“不变的常量”。西方对中国园林与自然的关系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联。当代认识：“自然有四个不同的层面，每一个层面的自然都有自己的特征“。主要由西方而来的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自然观念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传统园林中的自然问题；对于山巅置亭是否有悖于“有若自然”的中国造园传统的内在追求，还要置于中国自身的传统语境中来理解。
3. 自然和人工之间的连续：
“在中国人主导思维方式中缺乏自然和人工之间的强烈差别，作为艺术作品的园林的营造所涉及的是对自然的教化(education)。这种教化或培育保持着自然和人工之间的连续性。”（郝大维 安乐哲《中国园林的宇宙论背景》）
由于中国传统中自然和人工之间的连续性，使得中国园林中体现自然的假山与体现人工的建筑物之间并不存在强烈的矛盾性，而完全可以和谐相处；由于作为观景场所需求而置于山巅的亭阁建筑，并不存在与追求自然的背离冲突。
4. 自然和人工之间的“两极”：
对比西方的互相对立、排斥的“二元”关系，中国的则是相互关联依赖、相互转化生成的“两极”关系（冯仕达&马克·杰克逊《二元论与两极论——中国与西方的建筑与景观话语的结构》）。
在中国传统园林文化语境中，“自然”景物与“人工”营造如同太极图中的阴阳二级，一般不可分离且互相作用；具体到“亭踞山巅”，假山为人提供了高处眺望的场所，同时人也从登山之观、之憩、之适中得到更佳的自然体验。
四、 观念变迁：“画意“的影响
1. 分析了当代不同认识的内在原因：
“亭踞山巅“有着功能上的合理性，也并无任何文化观念上的障碍，为何在当代研究中对此往往忽略、或者抱有质疑？受到西方自然观影响是一种可能的因素；但中国造园传统中的内在多元性应当是导致当代常见认识的更重要原因。
2. 晚明“画意“造园的兴起：
”画意“成为晚明主流造园的宗旨，视觉形象问题得到极大关注，假山营造受到山水绘画的巨大影响，以张南垣为代表的画意叠山风格被广为推荣。以画意为追求的叠山，往往追求假山的突出视觉效果，如体形的层次、表面的皴法及结顶的峦头等，在组合成景中注重藏露、掩映和层次等方式；张南垣造山方式追求自然真山之感，关注营构的真实效果呈现，这需要以相对真实的尺度进行营造。在此要求下，以往较为直接的山顶建筑设置往往难以妥善融入到整体的视觉效果中；即便设亭，也往往不在其巅，而在后侧或相对低处，而处于相对合适的构图。
3. 当代不同认识的来源：
陈从周先生正是在谈以画意造园时提到这一问题，指出“画理，亦造园理。园林的每个观赏点，看来皆一幅幅不同的画，要深远而有层次”，“建亭须略低山巅”正是这种画意造园的“具体”做法之一。刘敦桢先生历来重视画意造园问题，曾写作《中国古典园林与传统绘画之关系》，论及假山堆叠时，在给叠山匠师韩氏兄弟的信中指出，“构图完全从我国传统的山水画脱胎而来”，并谈及假山建亭问题：“若山上树木较多，可在山顶上建亭。否则亭子应建于比主峰稍低处，以免过于突出而少含蓄”，这完全是从形式角度出发的认识。
4. 实践影响：
体现于实践，刘敦桢在对瞻园的整修过程中，对将瞻园北假山顶上原有六角小亭，并未加以修复，而是“在山顶平台上加叠一石屏”。此类尺度的假山石屏并不见于现有园林遗存中，而出现于明代袁宏道《吴中园亭纪略》中对苏州徐泰时“东园”(今“留园”)的记载，称之“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刘敦桢先生的这一实践可谓实现了原本仅见于文献的画意追求。
5. 历史多样性与当代主流：
以张南垣为代表的画意造园尽管影响巨大，但并未完全取代以往的传统造园叠山的审美及营造，现实中仍有大量更早期造园方式的延续，即便是在江南地区。但画意造园的观念及方法在文人精英中已深深扎根，成为理论话语中的主流。“50年代开始，自然风格倾向的假山风格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时至今日，已成为假山营造的唯一选择”；这种“自然风格倾向”正是由晚明画意造园叠山影响而来，以假山自身形态为主要关注，“亭踞山巅”往往并不纳入其关注范围。
6. 《园冶》与当代山亭问题的忽略：
《园冶》：虽然并未反对假山之上营造建筑，但在对假山营造专论的“掇山”篇中，并未专述与山上建筑的结合问题(仅出现对无景可观的山亭的批评)，而主要是关注各类假山本体的形态问题。对此的理解，除了画意追求的影响，还可结合当时现实条件：晚明时，园林中建筑数量增多、密度增大，山顶置亭以观远景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楼阁代替。《园冶》对当代研究影响深刻，当代假山研究往往延续计成的论述方式，对山亭不加在意，甚至完全忽略，这也深深地影响到具体实践之中。
五、 余论
这一研究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以下方面：
对于中国传统园林需要在内在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当代的许多阐释往往借助当代的理论词汇，需要辨析其适用性。如“自然”这样的概念用于传统园林的评价，需要认清与当代话语中往往不自觉带入的西方语境的差异。
对于中国传统园林需要作多样性的关注。中国文化传统并无西方式的跃进或断裂突变，从而往往被视为统一的整体，但事实上也有历史的差异，如晚明造园的巨大转变使此后诸多造园方式与此前不同，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此前的造园方法并非消失，而往往仍有观念与实践的延续。现实中多样性的共存，对此不能简单用一种判断标准来做优劣评价。
第二环节：自由问答
Q：请问王老师，您刚才讲到计成的籍贯是吴江的盛泽镇，您提到，在盛泽方言里，震泽、松陵和盛泽三个区域是并列的，那么计成自称的“松陵计无否”能不能归到盛泽这个地点？
A（王）：明代，松陵是吴江县的一个镇，是吴江县政府所在地。 “松陵”这个地名很古老，是吴江在古代的一个称呼，也是一个饱含文化气息的美称，是可以代指整个吴江县的，明代吴江人（只要属于吴江县，不只是松陵镇）都喜欢说自己是“松陵人”。 但是在正规场合，比如古代参加科举，填写履历表的籍贯，必须写“吴江县”。盛泽镇是松陵（吴江县）的一个镇。计成是盛泽人，当然是属于吴江县，计成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自己为“松陵计无否”是合理的。潘一桂也是盛泽人，在自己的诗集中也称自己为“松陵潘一桂”。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计成和计侨都是在盛泽镇，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盛泽镇在吴江县域的正南方，而松陵镇是在盛泽镇北部的60-70华里，我说的另一个地方（震泽镇）在吴江县西南部，靠近太湖，这三个地方不在一起，在吴江县的方言里，三个镇的方言是是并列的，是有差别的。
Q：松陵能不能代指吴江？
A（王）：能。古代在某些情况下，松陵代指吴江。松陵是吴江在古代的一个美好的称呼，古代吴江文人喜欢称自己为“松陵人”。但是在正规场合，比如填写科举履历表，必须写“吴江县”。在古代，很多吴江的文人喜欢用松陵指代吴江。明代的潘一桂、计成在诗集中都说自己是松陵人，不说自己是吴江人。但是，现在松陵只是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镇，是吴江区政府所在地。
Q：“先生”一词并无父亲的意思，而萱草一般代指为母亲。《园居漫兴》中父亲房屋和怀念父亲的解读如何理解？
A（王）：虽然古代一般用椿来代表父亲，并且多为臭椿，这种树生长高大，生命力非常强。我认为这首诗中对父亲情况的体现不太明显，有争议，曹汛先生当初就给我指出来过。但是整首诗有其他的意味，涉及到很多问题，这一点还需要对这首诗进行深入考证。计侨在这首诗中表达得很隐晦，当初是清初，人们对于很多问题都避讳，而计侨的性格也决定他不敢直说很多。在这首诗里，他好像在传递一些信息，诗的题目《园居漫兴》说明是在自己家的花园中所作，诗中的“先生”、“处士”应该都是指他的父亲，而且当时已经去世。曹汛先生说：“庭院中栽种了萱草，是一种仪式，父母去世后，儿子需要守孝三年，然后种植一些萱草，萱草是忘忧草，表示守孝结束。”他居住的戴公园在古代镇江城的西南侧，靠近运河，他所说的“先生”、“处士”应该是指曾经住在他家花园里的人，不太可能脱离开他家的院子，在这首诗中不太可能说别人家的事。总起来说，计侨好像有意要隐瞒他父亲的名字。
Q ：顾老师，能否就“画意的画作”和“晚明的掇山”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A（顾）：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是造园的观念，二是造园的方法。
就观念来讲，第一，晚明时候，匠师的造园能力，画意跟绘画水准有直接的关联，对于很多评价说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很多造园家都是善于绘画的，他们也把绘画作为自己造园能力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二，在园林评论里，画意是造园艺术判断的外在标准，《园冶》里也提到，曹元甫的评价里说明，画意是优秀园林的一个重要标准；另外，作为一种欣赏方式，画意无论从形式还是体验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欣赏方式，《园冶》里也提到很多。
在造园方法上则更加直接，画意最明显的在于对园林假山的营造，晚明的造园高手基本都是画意叠山的高手。具体来说，最细小的层面是皴法，然后是形态、配置等方面。单独从假山角度来说，综合的造园方法里，画意跟造园景物要素的配置方面有明显的体现，除了叠山，还有理水、花木、建筑等综合的配置，有些小景。像计成《园冶》也提到，宛若画意的景色，有大规模的叠山、挖土、树木，以及水面、建筑等一系列的配合。这是一个综合的造园方法。还有一种很明显的体现在于特定的风格里，尤其是跟画家鲜明特色的呈现。在今年建筑学报第九期上面，我有一篇文章，谈画意的形式谈得比较多，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那篇文章，回应了之前的一篇中英画意造园比较的文章。
最后还有一点，整体的造园取向，画意跟复杂空间的一种艺术关系。这个关注的是，画意不仅仅是画面感，对连续性漫游的空间感是同样重视的，在山水画里面也是重视的。这个问题我会在一两个月后有一期华中科技大学主办的《新建筑》上发表一篇文章，主要关注空间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关联。
Q：郭明友老师有文章考证“亭”建筑的源流，最早是一种置于高台之上的军事建筑，“亭踞山巅”会不会也有“军事哨所”登高远眺等功能因素历史延续下来的影响？
A（顾）：我想这个是很有可能的，登高眺望看远景在园林假山营造方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山顶有时候是个亭，有时候是个台，不管怎样，观景作用是第一位的。
Q：私家园林中常用的“下洞上亭”的模式，如退思园眠云亭、个园夏山上的亭子、残粒园的栝苍亭等等。这些与“亭踞山巅”的观点有关吗？
A（顾）：这个是包含在我的命题里面的，这三个例子其中两个我已经用上了，在山顶的亭子都是属于这个范畴，但“下洞上亭”的模式后来也有一些批评，这个也是在我提到的一些问题里面的。
Q：踞山巅之亭，和山下之亭，在形制上是否有发现不同？
A（顾）：这个目前没有看出很明显的差别，当然山巅之亭的景观重要程度比山下相对多一些，可能会更用心一些。比如，紫禁城的乾隆花园里面五角形的碧螺亭，这种亭子有时会得到非常的重视，有可能会有些很特殊的做法。
Q：看过顾凯老师写的明代江南园林研究，您认为判断是否为传统园林的标准是什么？
A（顾）：传统园林是对延续的园林观念和造园方法的笼统称呼，很难说边界在哪，一般来说，是不是很典型的传统园林、有某种传统风味的传统园林，或者融合了当代的营造方法的园林等都有可能，如果还有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核心观念和方法的话，我们也会说是传统园林的笼统延续，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但有一个清楚的核心，就是典型的营造观念和方法，边界显然是不清楚的。
Q：能够再具体讲一下画论中关于“亭”的位置经营（尤其是与山的关系）的论述吗？
A（顾）：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展开，当然这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可以收集下这方面的文献，也欢迎大家对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补充，可以进一步讨论。
Q：刘敦桢、陈从周先生对假山亭的位置经营，“建亭须略低山巅”，会不会是在某种特定“语境”下提出来的？并非一种普世的观点？除此之外两位先生还有没有更多关于山与亭的关系论述？
A（顾）：在他们的文章里并没有说是一个特定的方式，我们看不太出来到底说的是一个普世观点还是很特殊的方法。我分析的是他们为什么这样说，我是这个角度来说的，其他关于山和亭的关系，我是摘取的关于山顶问题上面他们的看法，其他的还是有一些的，但是跟我的主题没有太大关系。
Q：置石掇山所模拟的特定的图画风格与17、18世纪文人的避世隐逸生活是否有联系？
A（顾）：到17、18世纪，所谓的避世隐逸生活基本上也是一种标榜，不能说是一种特定的演绎关系，而是一种普遍的文人精英观念，当然隐逸在文人话语中是有重要地位的，但是我想跟隐逸本身没有什么特定的联系，而是那个时代文人的主流风气，也有些特例，这个以后我也会研究。
Q：是否园林中山替代了台？
A（顾）：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假山的源头是春秋时代的台，也许有这个关系。不管怎样，山和台在高处观景，是很普遍的行为，可能在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是这样的。所以山上面观景，显然没什么太大问题。而我想讨论的是亭子的事情，亭子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确立了一个观景场所，它本身可以有被观的作用，但较弱。这本来在古代是不用说的事情，但在当代需要讲出，因为有人会误解为亭的点景作用更重要，另外就是，山巅之亭为什么在当代不这么被关注，所以要拿出来讲。
Q：日本对于《园冶》的研究是什么状态？您讲座里提到，《夺天工》是清代国内书局在翻刻过程中重新定的名字，跟日本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园冶》在日本到底有多少人在研究？
A（梁）：据我观察研究的并不太多，就我自己接触的研究者，他们更关注《园冶》中的图，比如门窗、铺地等，文字部分读起来比较困难，很多人知难而退，很少有人专门研究。
A（顾）：关于《夺天工》，在国内就把名字改了，但国内并不是翻刻，用的还是原来的版，只不过是重新组合了下，换了版权页。
Q：为什么把《园冶》名字换掉？是不是《园冶》已经和阮大铖有关系了，要撇开关系？
A（梁）：这个可以看康格温博士研究里的《园冶》跟阮大铖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本书在清代遭禁书，禁书目录里也没有这本书，而且在民间还是能够得到这本书的，也有出口记录的存在。追根溯源来看，《园冶》和阮大铖关系的说法最早还是起源于阚铎先生，他在《园冶识语》中是这么认为的。在清代，不仅有李渔提到过这本书，到了民国，还有其他的藏书家也提到了这本书，他们提的也是一种比较随意的状态，也许在当时社会上也并不是禁书的状态。
A（顾）：遭牵连还是说得通的。阮大铖被人不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受牵连多少总会有的，所以阚铎说的应该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它不是明确的禁书，这是我的看法。
A（傅）：我觉得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出的书太少，又因为阮大铖的家乡经历兵祸，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但是版怎么又传到了隆盛堂，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现在在文献中都是查找《园冶》，如果查找夺天工，也许还能发现些别的更有意思的结果。另外，阮大铖的戏剧在清代好像也没有被禁。
A（梁）：确实是这样，有看过像吴应箕等人也经常看他写的戏，而且这帮晚明遗民看阮大铖的戏反而有一种怀念以前旧山河的情绪，虽然他们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还是爱看他写的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