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报道] 图像与园林

2016年11月24日，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主办，风景园林新青年承办的QQ群沙龙第二十七期成功举行。本期的主题是“图像与园林”，我们邀请到了四位中青年学者：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张波老师，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黄晓老师，来自浙江农林大学的鲍沁星老师，以及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赵纪军老师，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在“图像与园林”相关的研究中的思考和研究。“图像”与“园林”的关联密切而广泛：图像之于园林，如园林营造中的“画意”即是；园林之于图像，如题材各异的园林画即是。图像可以包含或传达园林营造理念、形式特征、文化内涵等各种信息，因而对于园林研究、及其认识与理解而言，图像是重要媒介之一。讲座探讨“图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潜力，并通过若干图像与古代园林、近现代园林相关联的个案研究，剖析其中园林营造的真实与想象。在最后的自由讨论环节，大家表现出对本次主题的极大兴趣，积极踊跃的提问得到四位老师的细致解答。此次沙龙活动吸引了众多关注，也让我们对图像与园林中可用的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环节：主讲人发言

张波：找到和读出——浅谈图像研究方法

（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教师，佛罗里达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设计学研究方法，生态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东西方的设计文化交流。)

摘要：图像因其形象性和丰富性为景观学科的历史研究者重视，成为研究材料的重要来源。张波老师对图像研究方法的原理和限制做出归纳，并提出了搜索和解读的一些原则。第一，图像搜集过程需要研究者对两种材料机制有所认识：从材料本身类型来看，研究者需要对该类型材料本身的潜力和限制有所认识；从研究对象（即材料所反映的事物）的角度，研究者需要对图像记录的不同机制有所认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运用通读和借助文字搜索的方法，从可能猜到的方向到切实找到材料。第二，图像的深入解读需要解剖和串联相结合，利用原始的材料构建研究的深度和复杂程度。

图像材料作为园林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来说，最让人困惑的就是如何有效找到我们需要的、加以分析和解读的材料，然后从这些材料中如何读出有效信息，从而得出关于园林史的新的认识和新的见解。张波老师将从五个部分浅谈图像研究方法。

1.Image as Record

一个人骑着一辆车撞到了雪地里的木板上，留下了痕迹。通过类比可得图像材料的定义:通过图像留取的一些关于环境的有效信息的二手材料。

2.一个人骑着一辆车撞到了雪地里的木板上，留下了痕迹。通过类比可得图像材料的定义:通过图像留取的一些关于环境的有效信息的二手材料。

图像材料的特点

⑴不可预测

如果我们研究广场，河流等现实空间，可以临时做调研，做观察，做访谈得到材料，但图像材料研究不可能像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我们所说的图像是历史上有效的记载，不能马上产生。同时，图像材料的得到过程是无法进行控制的。

⑵经济性

图像材料的搜集过程相对来说花费的时间比较少。

⑶非接触性

图像记录者与研究者不发生接触，前者记录时并没有考虑到后者会用这些材料进行园林学的研究。

⑷不完美的

图像材料研究不能像访谈，观察，测绘，问卷一样得到可控性的材料，因此具有诸多的不完美性。

基于这样的特点，张波老师比较了射击式研究与捕鱼式研究两种研究方法。

射击式研究：针对研究问题定靶式的材料搜集；捕鱼式研究：湖面上可以看到很多波纹，这些波纹是时隐时现，不断发生的。图像可遇不可求，图像材料研究要像捕鱼一样不断尝试，不断搜集。

图像材料存在着一定的限制，图像作为园林史研究材料有时并不是为了园林史研究而记录，我们需要转化视角。

宋代的文人画《乞巧图》，描绘了唐代人乞巧节时的场景，但是从画里的亭台楼阁与植物关系，我们可以推测出宋代建筑与植物配置的特质。

西方在未发明照相机之前流行的旅行画，虽然是作为旅行的附属产品，却很好地记录了当时的自然景观。

15世纪意大利画，描绘了圣母生子的场景，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街道风貌，建筑结构。

同时，技术性和社会性对图像材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闻业的发展使市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可流通的图像材料（明信片，落版画，报纸，相片，影片等）。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不断从非园林记录材料中探索各种可能性。

3.Criteria for Imagery Materials

⑴相关性和代表性

相关性和代表性就是指材料和所研究的问题之间能不能发生具体的关系，如果是设计师积攒的材料，相对来说相关性和代表性就近一些，如果是社会传播过程中的材料，尤其是经历了媒介变化之后，它的相关性和代表性就远了些。

⑵丰富度与深度

搜集图像材料的过程中要尽量选择丰富的，有深度的图像，这样值得研究的点。

⑶系统程度

我们不仅要知道材料本身与我们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要知道这个材料本身的规模有多大，它一共有多少件，它最早的产生是何时，它的消亡是何时。如果研究宋代文人画或者民国的宣传画，图像材料是可以穷尽的。所以最好也要能知道材料在我们研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能否穷尽。

⑷特殊性

材料是研究者本身发掘的，还是一直有流传的。研究者应该着重于独家的材料。

4.Recording Mechanisms

图像材料不可预测，不能亲手创造，所以和其他研究方法（如观察，访谈，问卷，测绘）一样，研究者需要带着一定的问题去寻找材料。但是材料本身不可预测的特点带来了矛盾，如何预测哪些地方可能存在材料？像打猎一样，猎物会留下踪迹，留下这些踪迹的基本机制是什么？

园林史学者关心环境是如何被设计的，如何被建造的，如何被使用的，从环境到图像，它的机制是如何？

值得注意的四个机制：

• 设计建造机制：是设计建造过程中有意留下的，能清楚反映设计师的意图。
• 社会传播机制：社会上非设计师人员对环境的理解。

这三张是一战时期美国的宣传画，通过对景观，对城市场景的借用反映了对环境的认识。

这是关于广州十三行的外交画，画师按照西洋画的画法画了一些广州城市与景观的关系。

• 社会管理机制：虽然不是设计和建造本身得到的图像，但由于管理和行政的需要，图像材料都比较精确。

此为丝绸之路全图，政府借助从河西走廊一直往西的不同关隘的图像进行土地管理。

• 存档与传达机制

5. Record Hunting

⑴开放的资源

要在可得的范围内尽量搜集已得的材料，例如已经出版的建筑园林方面的材料，画集图集的汇编。

⑵档案馆的参观

参观档案馆有两个优点，一是对图像材料的系统性有很好的了解，二是档案馆的材料是没有被出版的，保证了图像材料的原始性和独特性。

⑶数据库搜索

数据库搜索为张波老师重点讲解的方法，当有一个词不认识时，进行数据库搜索，可以看到这个词被引用过多少次，引用这个词的文章，从而形象地了解这个词的含义。数据库搜索时不仅有材料本身，而且会很好地将材料内容进行归纳，一个长标题下会覆盖多个关键词。

⑷一件一件地积攒

一件一件地积攒是最考验人的，也是最重要的。做一个研究的时，图像材料是按照整理者思路整理的，而不是按照园林史学者所希望的整理的，因此需要我们用上面三种方式不断积攒。

5. Deciphering

找到材料后便是读出材料，张波老师从三个层次讲解了如何解读材料。

首先，从画里读。在接触到一个图像材料以后，我们先不需要去问它的年代，作者，画派，我们只需要真真切切地去看图像里有哪些元素，它的构图是怎么样的，它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大都会博物馆里的柜子，上面布满了菊花，牡丹，不同的鸟类等各种元素。

构图在不同画派中有不同的讲究，此为东西方不同渡河画构图的对比。

理解情景是指研究者需要把自己想象成图像中的人，去思考如何使用一些空间。

然后，从画外读。读的时候要考虑记录者因素，时空背景和关联材料。很多文献会告诉我们关于画派，风格的解释，当然这些肯定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形成一个严密的因果关系。相反地，我们需要从画外读，读出一些矛盾或者不严格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对某个时代认识的加深，对规律的检验，对画派相反经验或不同经验的得出。

最后，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哪些认识，通常有起意，构造，设计，序列。

总结：

• 图像材料是一个有限制的材料，是不可预测，不可再生，不完善的材料。
• 选择图像材料时一定要注意材料的系统性和独特性。
• 要了解图像的记录机制。有可能是设计者或者施工者提供的，有可能是社会对某个环境的认识和反映，也有可能是管理者对环境的描绘。
• 我们可以从开放资源，档案馆，数据库中搜索，着重一件一件地积攒材料。
• 对图像材料的解读分三个层次，一从画里读，理解元素、构图、情景；二从画外读，考虑记录者因素，时空背景，关联材料；三得到关于起意，构造，设计，序列的认识。

黄晓：浅谈传统园林研究的图文互证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从事园林史的研究和教学。主要研究兴趣为唐代园林、园林绘画等，最近也涉及江南地区的近代园林研究。合著有《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江苏上海古建筑地图》等。）

摘要：中国古代有左图右文的传统，共同构成对事件、人物的清晰描述，反映在园林中即园记与园图，对今天研究传统园林，尤其是已消失的园林有重要价值。但由于艺术形式不同，文、图在传递园林信息时不免有所局限，对园记、园图的版本和真伪的考辨也极为重要。这里拟以秦燿寄畅园为例，探讨如何借助图文进行园林研究。秦燿寄畅园建成于明万历年间，完工后王穉登为撰《寄畅园记》，宋懋晋为绘《寄畅园五十景图》，两者构成图文互证的经典实例。这里尝试展示借助图文互证方式，还原明代寄畅园的过程，并探讨此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对这一研究方式的思考。

首先黄晓老师说明了本次演讲的方式主题，通过寄畅园的实例来讨论在传统园林研究中绘画和诗文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接着，介绍了所选择案例秦燿寄畅园的历史背景，由于该园历史悠久，因此选择了秦燿改建为寄畅园的这一时段，并指出寄畅园名称的由来——取自王羲之“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诗意。

寄畅园建成之后，秦燿做了几件事情，体现了后来园林经常表现的一种情形——可称之为“园备众体”。即在园林建成之后，在物质实体的基础上，赋予它相应的文字、图画的描述，例如：描述布局的园记、摹写园貌的园图、阐发意蕴的园诗。相对应的例子是《寄畅园记》《秦大中丞寄畅园记》《寄畅园咏序》等园记，《寄畅园五十景图》和《寄畅园二十咏》诗。

在这些文献中，对后世研究寄畅园最重要的是王穉登的《寄畅园记》。以往研究中对园记等文献资料通常持直接采信的态度。但是黄晓老师提出“对于这些文字资料是否就一定没有问题呢？”

目前学界对园记使用主要参考《中国历代石园记选注》（陈植注）《园综》（陈从周注）《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赵厚均注）这三本文献资料，其中王穉登《寄畅园记》的文字基本相同。进而将园记内容与乾隆之后各个年代的绘画资料进行对比和考证，发现文字和内容是基本相符的。

然而，当宋懋晋的《寄畅园五十景图》出现时，却发现图与记之间是有矛盾的。为何万历年间的园记与乾隆之后一直到今天的寄畅园一致，但却与同样创作于万历年间的绘画矛盾？是由于传统绘画的写意性？还是园记发生了什么变化？

意识到园记与园图的矛盾后，对园记开始史源学的考证。发现现在收录王穉登的《寄畅园记》都出自嘉庆六年的《寄畅园法帖》。

再继续向上追溯，则发现乾隆十六年《无锡县志》中有另一个版本的园记。这两个版本具有微妙的区别：二者的文字基本相符，但是，却在关键的方位词上有所变化。

这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方位词的改变显然是有人有意所为，这发生在什么时期？是出于何种原因？黄晓老师针对寄畅园园门的方位，从不同版本的求证，诗歌以及园图的对比，判断乾隆年间园记应为原本。嘉庆年间的法帖是园主后人刻石根据当时园貌做的调整。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传统园林研究中，通过图文互证进行考证时，不止要关注绘画内容的真实性，对于文本也要有必要的辨析和考证。黄晓老师引用《尘几录》为例，举了王安石改动杜诗的例子，可与后人对寄畅园园记文字的改动相对照，说明后世的传抄者，有时会通过对原文的改易或异文的选择，积极参与进文本的创造中。我们今天在研究时对此应持有辩证的态度。

如果说刚才提到的文本的局限是发生在文本创作完成之后，那么绘画的局限可能首先已出现在创作的过程之中。对于园林绘画可信性的讨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一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思考古代园林画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找到一些线索。高居翰《画家生涯》指出，园林画应属于某种功能性绘画，是为特定的雇主和场合所创作，因此与传统的山水画有所不同，更注重画中表现的信息。

园林绘画的创作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写生画稿，二是要素借用，这两点会影响到最后呈现出来的画面。由《画家生涯》举出的肖像画可知，这类功能性绘画在最终定稿之前，通常会先画稿图去询问主顾的意见，这一过程往往需要面对对象写生。此外，画家在创作过程中也会将前人作品的要素纳入自己作品中，因而有些要素是值得怀疑的。在借助园林绘画展开研究时，这两个方面需要综合加以考虑。既不宜一概视为写意，也不能轻信画中的内容。

最后对于园林研究的图文互证，黄晓老师最后总结称：文本与绘画都可能存在问题，文本方面可能是在创作完成后，在文本的流动过程中会有变化，因此要重视史源学的考证，最后拿出来的才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在绘画方面，则要考虑创作的过程，园林画反映的实景写生和要素借用的特点，在进行细致的辨析之后，方可用作论述的证据。

鲍沁星：宋画视角下的南宋园林历史与遗存研究

Study on the history and heritage value of ancient gardens

(Southern Song Dynasty AD1127-1279)-AD2009-2016 Research Review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

摘要：南宋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宋画是研究南宋文人园林的重要历史资料，对于南宋园林历史与遗存的研究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鲍沁星老师此次发言的主题是宋画视角下的南宋园林历史与遗存研究。

一、南宋园林历史遗存案例分析

1.南宋恭圣仁烈杨皇后宅园遗址(2009-2012)

南宋恭圣仁烈杨皇后宅园位于杭州吴山清波坊，在2001年的考古中，发现了庭院中大型假山与方型水池遗址，系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对研究宋代园林具有极高的价值。遗憾的是，鲍老师指出，此遗址无法找到同时代的文献资料进行佐证，所以它的研究事实上十分困难。遗址带给我们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它的水池是非常规整的，与自然形态的假山形成了鲜明对比。水池居于整个庭院的中心，构筑精细科学。假山不仅体量大，使用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太湖石，大者重达千余斤，构造也非常考究，既设有登山踏道，也有可以穿越的山洞和条砖墁的洞内通道。

2.“飞来峰”+ “冷泉”与叠山（2012-2014)

灵隐飞来峰是西湖第一山林，唐宋时出产天竺石，其平地小石山对宋时园林叠山有重要影响。飞来峰+冷泉模式是南宋叠山的重要写仿对象，这也是杭州假山建造的重要传统，是启发中国园林叠石为山的造园思路的重要源头，具有独特的风景园林文化遗产价值。

西湖冷泉就在灵隐寺前，“其源出于灵隐寺西南百步之近直寺前，潴而为池”，因此形成水面。西湖冷泉及西湖形成的山水格局一再被南宋皇家园林所借鉴，成为南宋皇家园林的重要写仿对象，形成了独特的西湖冷泉园林写仿与造景文化。

3.凤凰山排衙石（2014-2015）

西湖凤凰山中的排衙石景观，是吴越国和南宋两朝皇家园林的古迹遗存。此 景物虽小，仍不失为研究吴越国和南宋园林珍贵的实物遗存，自宋代艮岳起对造园有着重要影响，也是重要的置石叠山用典，具有独特的文化遗产价值。排衙石是两排规则排列的自然石笋林，老师指出其所在区位非常重要，是个绝佳的观景点，可以同时欣赏到钱塘江和西湖的绝佳美景。

4.南宋石门张氏东园遗址（2015-）

石门张氏东园遗址是继南宋恭圣仁烈宅遗址、德寿宫遗址之后为数不多的重要南宋园林考古发现之一。其址所在地石门镇位于京杭大运河沿线、毗邻南宋都城临安的京畿重地，这对研究杭州地区传统造园艺术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5.南宋徽州培筠园遗址（2015-）

培筠园位于黟县碧山为南宋签书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汪勃的别墅，距今约近900年，是古徽州罕见的宋代私家园林。对于南宋徽州培筠园遗址的研究，由于没有图像的资料，老师指出，我们只能从其残留的与众不同的石峰，还有一些假山洞穴的做法来进行推测。

二、南宋园林相关绘画

1.梧桐庭院图

南宋这张《梧桐庭院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建筑规格比较高，应该是在皇家园林的某一处。图中绘有歇山式、四角攒尖式顶的建筑，描写具体而精致。画家以直线、横线、斜线、弧线等多种线条准确地勾勒，并将它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通过轮廓的轻重、线条的疏密，清楚地交代出殿阁远近纵深的层次和“向背分明”的体积感，比例准确合度。

2.秉烛夜游图

从这张南宋马麟的《秉烛夜游图》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信息。这幅作品幽雅又富诗情。高突的短亭与低回的长廊，呈现了宋人园林建筑的典雅。这个时代，廊已经成为园林中主持空间的一种重要要素，亭也是极其美观。

3.四景山水图

老师指出，我们可以从这张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中得出的一点是南宋园林的建筑设计常用手法是按照轴线展开的，临水建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轴线。

4.宫苑图

南宋赵伯驹的《宫苑图》不论画树石、远山、人物、车马、楼阁等都非常详实仔细。图中绘有大假山，足有旁边二层楼阁的高度，宫女们列队穿行假山底部的山洞，推测这很可能就是南宋宫中仿飞来峰堆叠大假山的实景。

5.水殿招凉图

这张是南宋李嵩的《水殿招凉图》，画上有闸引湖水入渠道，流至宫苑内，老师认为是研究仿西湖冷泉造园的重要图像资料。

三、南宋《西塞渔社图》详细解读

《西塞渔社图》是南宋孝宗年间（公元1162-1189年）的文人李结所描绘的一副私家园林的全景鸟瞰图。根据图面内容可知，园林选址位于湖州霅溪旁、西塞山下的乡村地带，郊野气息非常浓厚。

该图存有的八篇宋代文人题跋，其中至少七篇是应此图主人李结所邀而作。这八篇题跋相当于八篇为画而作的“园记”，从多个角度介绍了《西塞渔社图》中的园林概况。因此，该图的文献、图像、实景可以互相佐证，在以园林为主题的遗存宋画中极为罕见，是研究浙北南宋名园珍贵的图像资料。

画作解读

（1）纸上理想园林：从对图画背面文献的解读来看，当王蔺题跋的时候，只有画作，园林还没有建成，仅仅停留在纸上理想园林这一步。

（2）造园目的：从文献资料来看，作者最重要的造园目的是奉养亲人 ，所以提到题跋中提到“子孙满堂，人生虽乐，何以至此？”此外，老师本人认为这幅画对研究范成大的造园活动亦有很大的帮助。

（3）仰慕先贤风流：老师认为这幅画作最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多数题跋均提到此乃元真子故栖。譬如，周必大指到“虽未敢窃比张志和，亦庶几乎元次山矣”。张志和，别号元真子，归隐于湖州笤、霅两溪，浮泛于三江五湖，扁舟垂纶，字号“烟波钓徒”。他隐居湖州时创作了经典传世之作《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因此画作的出现及其背后的大量题跋，我们可以知道张志和其人对渔隐这种造园用典有着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4）南宋渔隐造园：从范成大的题跋可以看出，其渔隐于苏州之时营造了石湖，而今日的苏州名园网师园，南宋时也曾名为“渔隐”。鲍老师个人认为当时环太湖地区的造园成有一种重要的用典和题材，即“渔隐”。

总结：宋画之于南宋园林历史与遗存的研究与重建，有着不可或缺的图像史料地位。鲍老师通过园林遗存与相关绘画图文并茂的案例解读，带给了我们或大或小的思考，而针对一些围绕宋画与园林遗存展开的问题，日后我们可进行更加深入地探讨。

赵纪军：图像中的“农业学大寨”及其乡村园林

（谢菲尔德大学景观学系获得博士，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从事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的研究和教学。主要研究兴趣为20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园林。著有《中国现代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

摘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位于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村曾是中国乡村大地效仿的绝对样板，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建构方面，而且也在于物质建设方面，并表现了人工力量主导之下，对于“自然”的征服。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图像资料非常多，其中对其乡村园林的描绘大多是超现实的，与大寨的实际建设情况比较，掩盖了诸多实际上尊重自然地形、基于客观理性的农田及村舍营造，也不难见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本研究试图从中揭示图像与意识形态、大众认知之间的关联，以及对于认识与理解历史园林的意义。

本研究关注建国之后的现代园林，并以“农业学大寨”期间的乡村园林为研究对象。与古代园林不同，“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乡村园林因时间距现在较近，历史遗留的实景照片等能使我们更方便、更直接地了解当时园林的现实情况。本研究以1976年所作的一张招贴画——“大寨”——为主，结合实际调研所得的史实材料，剖析大寨及其乡村园林的理想与现实，其中图像与意识形态、大众认知之间的关联。

1976年正处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尾声，但大寨仍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光辉的榜样。这张“大寨”招贴画描绘了当时共产主义蓝图之下的大寨乡村面貌。图片采取鸟瞰的视角，这在现实的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寨的周边并没有拔高的建筑或构筑物提供类似的高视点，似乎是为了表现一个“大同世界”的全景。画面中的任何一个自然对象或物件都是整整齐齐的；而大寨所处的黄土高原、被季节性洪水冲刷的山体也是郁郁葱葱的，似乎没有任何恶劣生态环境的迹象；农田中有条不紊的插秧、拖拉机耕作等生产活动显示了丰收和丰产的信息；村舍的住宅也是干净整齐、秩序井然的；画面前景中有无数前来参观大寨的人们，他们成群结队，来学习大寨农业生产和村庄建设的经验，这种理想景观正是当时社会对于大寨及其乡村面貌的感知。美国地理学家Christopher L. Salter于1977年造访大寨之后写了这么一段话，也充分地说明了这种社会认知：“大寨是中国最突出的样板。在其方圆130亩（有误，原文如此）的土地上，这个举世闻名的生产大队建造和经营了770间村舍、2900块农田、众多的窑洞猪圈、商店、小型工厂、道路等等，其大地景观如美玉般精致。其设计没有一处是自然为之，没有一寸土地不是经由绝对的人工改造与操控。大寨体现了中国大地变迁的宏伟愿景，它是未来的一个缩影，它是现在的一个期许。”

但是，通过历史事实的挖掘，可以看到招贴画所表现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我们可以从农田建设和村舍建筑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一、农田建设

“梯田”是大寨农田建设的重要一环，60年代的档案说明了梯田建设的具体细节，从中不难看出对于地形地貌的理性分析，以及相应的因地制宜的处理手段，如“从上游到下游”、“从支沟到干沟”筑坝建梯田，这种根据地形特征、采用低技术处理水文问题的手段，甚至可以与奥地利艺术家拜耶在西雅图郊外所做的米尔西土地工程有类似之处。

又如“引山洪浇地示意图”，其中有平行于等高线的盘山渠、垂直于等高线的引洪渠，引洪渠与每层梯田的“引水口”相联系，雨小时手动打开“引水口”， 让雨水灌溉梯田；暴雨时手动关闭“引水口”，疏导雨洪进入引洪渠。另有用于雨季蓄水、旱季浇地的地下旱井，已经有类似于处理雨洪的“海绵”思路。还有建设、维护梯田的弓形坝的示意图，弓形坝的拱顶朝向洪水来袭的上游，从而能够更好地抵御洪水的冲刷力，这一想法来自于本地窑洞住宅拱顶的受力特征，这显然也是因地制宜的本土技术。

因此，招贴画所显示的理想图景掩盖了大地营造过程中客观理性的处理手段——甚至在今天看来生态化的处理手段。一些历史照片显示了人们在田间操作的场景，表现了人与大地的亲密联系，而在招贴画中，这种亲密的人地关系是大打折扣的。

值得一提的是招贴画左侧的水稻田，是大寨中非常特别的一处景观，甚至于在70年代初的另一些招贴画中也有特意的表现。画面描绘了少数民族同胞来参观、“学大寨”的情况。其场景的主体正是水稻田，少数民族同胞有的手握秧苗，有的正在田中学习插秧。水稻田显示了营造“江南水乡”、以及产量“跨长江”的“人定胜天”的意念和雄心。但是在极度缺水的黄土高原，水稻田第二年便难以为继。这也说明，招贴画所反映的是一种无可企及的理想，换句话说，没有对自然运行规律的尊重，这种绿色蓝图也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二、村舍建筑

招贴画右侧的长条形村舍建筑，是大寨另一处标志性景观。其现状是依地形逐级而建，可以说是一类山地建筑。但在画面中，坡地平缓，住宅拔地而起，好似两层楼房，其背后甚至还描绘了长长的阴影。这种关于楼房的想象，似乎印证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朴素的共产主义理想。

实际上，从平面图及剖面图中可以看到，长条形的村舍建筑依地形而建，并非两层楼房；在功能使用上，一层与二层的房间并不连通，而是一层窑洞房间与小广场上的厨房联系，二层的窑洞房间与一层窑洞上的厨房相联系，以此类推。

除了村舍建造过程对地形的尊重，村舍住宅选址在之前被洪水冲毁的河沟末端，表现出对于有限的耕地的尊重和保护。可以说，在招贴画中难以看到农民对于其不得不依附的大地的珍视和尊重。

“农业学大寨”过程中的其他一些宣传画，表现了其他乡村大地对于“农业学大寨”号召的积极响应。画面中可以看到典型的“大寨梯田”景观；左下角的农田还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色标语牌；画面右边还有毛主席语录：“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意味着“学大寨”并不仅仅是为了改造乡村大地，更应拥有改造世界的胸怀和境界。这种意思形态也决定了当时的一些宣传画的超现实性和理想成分。

以上主要通过宣传画、招贴画和史料挖掘的对比，探讨了图像与意识形态、大众认知之间的关联，图像中大地景观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以期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

第二环节：自由问答

Q:  湖州园林是南浔园林的代表，那么南浔园林与湖州的南宋园林是否有关联？

A:（鲍）南浔园林是以近代园林为代表，但是在湖州地区存在的南宋园林是比较少了，所以在南浔园林与南宋园林的关联上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Q：您图像中所提到的园林材料是否考虑其达到一定的深度和规模？

A：（张）园林材料的深度与规模是与收藏机制发生关系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回答一个研究问题所需要的研究材料的量。

Q: 张老师，您的ppt中有关于波士顿Frank park zoo的bird’s world的问题？按照现在学界的一般说法，整个Frank park zoo似乎由奥姆斯特德设计，并在1912年10月开园，这个有东方建筑色彩的bird’s world也是同年对外开放，而亨利·墨菲在中国开始设计长沙雅礼大学则是1915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该bird’s world与同时期的“新中式”建筑应该可算作同一时代的产物，您刚讲的Bird’s world似乎设计与建筑更早，我想请教一下，是否有更新的史料作为支撑该bird’s world的设计时间？其设计人和设计思路是什么？

A：（张）设计时间是在1914年，设计思路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基本可以认为是墨菲的前奏，离得也近，距福建协和也就只有两年。

Q：您的那几张华盛顿的图片很有意思，不知美国有没有相关国家纪念景观演进的历史研究？

A:（张）有，很多，但是现在这些研究都不太流行。

Q：（张）渔社图中的建筑群与庄园的位置关系，有没有隐含着“左祖右社”的格局？是否与方位有关？

A：（鲍）这个提法有意思，在明代不少园林里会有座房子挂父祖像。但是否与方位有关不太确定，因地制宜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Q：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园林是否是对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的一种突变？

A：（赵）我认为是一种突变。因为“农业学大寨”在1978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而停止，此后农村的社会组织和模式、经济政策导向都完全不同，那么乡村园林作为人地关系的呈现载体之一，也会发生改变，与之前不一样。

Q：农村大寨乡村景观对现在的乡村园林有影响吗？

A：（赵）这个问题跟鲍老师问的有点相似，80年代改革开放后，“学大寨”的政策不再实行，社会组织形态、经济运行模式都不一样，同时，政府推行的政策也发生改变，难说对于现在园林的影响。但是在70年代之前“农业学大寨”在乡村留下的痕迹是可以加以研究的，甚至至今一些乡村房舍上还可见到“农业学大寨”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