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城市史和城市化角度对新加坡田园城市建设进行再认识，跳出过去多从绿化手法与形式方面的理解，总结在创造人与自然和谐人居环境的过程中应当学习的几个原则：（1）在合理的生态单元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化空间模式；（2）放眼大地景观制定长远规划，合理保护与营造自然系统；（3）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城市文化的培育。
Abstract: People used to learn about the concept of garde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ery approach and form. This paper presented a renew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ngapore Garde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history and urbanization and proposed a few principles for the creation of a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They include exploring the urbanization spatial patterns of a sustainable living environment in a reasonable ecological unit, developing a long-term planning to protect and create natural systems and promoting the urban culture that emphasized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关键词：风景园林；田园城市；人居环境；城市史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arden City; Living Environment; City History
1 引言
“田园城市”(Garden City)取自于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是20世纪城市规划史中一个广泛使用的理论，为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是世界上公认的“田园城市”建设较为成功的案例。在国内，从学术研究到地方政府建设取经，均对该城市有很多关注。尤其在1992年国家大力倡导“园林城市”建设以来，很多城市都以新加坡为榜样，现在更有一些城市提出了“田园城市”的建设目标，如：成都。但纵观现有的对于新加坡“田园城市”的研究，将其理解为“花园城市”，从绿化手法和花园建设方式方面切入为多，而从人居环境建设、城市化层面理解较少的。绿化、美化确是促成“田园城市”形成的重要方面，尤其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面积小、人口多，重视人工环境建设的岛国，对这一方面加强关注确实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仅从此方面讨论“田园城市”，强调“花园”，则有浮于表面，而未及精髓之嫌。中国城市若仅学此景观美化之法，对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中的诸多城市来讲，是明显不够的。一个世界级的“田园城市”的形成，不只是简单的花园建设过程就能够完成的。本文从新加坡城市建设的历史谈起，是对“田园城市”建设经验的再认识。
2 新加坡“田园城市”理念的渊源
2.1 国际城市规划的影响
一般认为，1960年代末李光耀明确提出“田园城市”的目标，是新加坡“田园城市”建设的开始。追溯新加坡城市建设的历史可以发现，“田园城市”的理念在此之前已有端倪。
1958年之前，新加坡长期为英属殖民地，城市建设囿于东南部地带的殖民区。其间做过几版城市规划，独立前的最后一版规划是1958年的总体规划(master plan 1958)，这也是殖民时期较为完整的一版总体规划。这次规划中，殖民政府明确提出了用“分散”布局的理念来应对城市发展，其中也包含了发展新城，利用绿带限制中心城区继续增长的举措。①这些措施从规划理念到规划手法均有很多特征与1944年由帕特里克·阿克贝隆比亚(Patrick Abercrombie)制定的大伦敦规划有相似之处。可见其明显受到了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影响，与英国霍华德所倡导的“田园城市”运动有很大关系(尽管这种相似仅仅停留在空间形式上，而没有涉及更多的社会改革等问题)。
1959年，新加坡独立，城市大规模建设渐次展开。建国初期李光耀为首的工人革命党广泛接受国际援助，其中也包括城市规划方面。1963年，联合国城市发展专家科尼斯布格（Koenigsberger）教授②帮助新加坡制定了一版新的概念规划。这一规划提出了“环状城市”(Koenigsberger Plan, 1963)的概念，规划了一个400万人口的城市，岛屿的中心保留了大片的自然地带(中心“集水区”)，外围利用环状交通，串联布置一系列新城，跳出了原有的东南部旧城中心区，而在全岛范围综合布局(图01)。这虽是一个概念构思，却为新加坡的“田园城市”建设奠定了一个最基础的空间架构理念。
上述两次规划都没有得到直接的实施。但是他们都强调了在发展城市过程中对城市蔓延的控制、对城市化的引导，以及自然资源的保护，是对新加坡空间发展模式的探讨，是新加坡“田园城市”建设的渊源之一。
2.2 “田园城市”为李光耀改善新加坡人居环境的举措
另一个渊源和李光耀的直接领导有关。刚刚独立后的新加坡，人们主要聚集在南部的旧城中心区，国家一片破败，长期殖民统治留下了东南亚最大的城市贫民窟(1960年之前一直是)，人民失业率达13%[1]。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政府一直以解决居住和就业问题为重心，大量建设公共住宅，改造城市中心区，积极发展工业，建设工业区(如：裕廊(Jurong)工业区)，情况与工业化早期的发展中国家非常相似：实用性的和务实型的城市建设居于主导地位，而缺乏整体的城市建设理念和城市架构。
1960年代中期，李光耀19开始酝酿新的城市发展目标。1963年，他发起了“植树运动”，提出绿化城市，改变建国初期侧重于关注城市建成区的做法(这一年也是“环状城市”概念提出的同一年，国际专家也开始提出保护更大规模的自然资源)。5年之后，1968年12月15日，李光耀正式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以引导和改善新加坡整体人居环境，这也形成了指导新加坡人居环境建设的第一个整体的城市理念。这一城市理念的提出既继承了之前传入新加坡的世界“田园城市”运动的规划思想，也是应新加坡改善城市面貌、创造美好人居环境的现实需要。
3 城市史视角下新加坡“田园城市”建设的过程
真正地将“田园城市”理念付诸城市建设实践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这一过程持续了30多年，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初具成果，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从其历史看，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来认识。
3.1 过程一(1971-)：探索有限土地资源的城市空间模式
1971年的概念规划是新加坡城市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规划。从全岛范围对新加坡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土地利用规划，确定了两个基本的城市空间模式。
3.1.1 “环状城市”格局被明确
1963年曾提到的“环状城市”的理念在1971年的规划中被确定下来。这一概念模仿荷兰兰斯塔的地区(阿姆斯特丹、哈莱姆、乌得勒支、代尔夫特、鹿特丹等一组大城市，形成了一个环状，包围了中心开阔的乡村，中间的空地用作雨水收集、食物生产、游憩和快速交通)，为快速城市化时期的新加坡保留了中心广大的自然地带(中央集水区和原始森林)，这一策略一直延续至今，使其成为了新加坡今天最大的生态基础设施核心。“环状”还确定了一个分散的、带状新城分布格局，将一个旧的新加坡殖民城市化解为一个项链式的“新城环”，由现代交通系统MRT连接。这一架构确定了全岛范围城市与自然的分布格局，构建了“田园城市”的基础。
3.1.2“新城模式”
环上的每个新城面积都不太大，其中包含了公园、学校、商业等功能。公园被看做其中重要的城市要素，与城市、学校、交通设施、居住、购物中心、工业区等其他功能进行平衡，成为住房发展的一部分，并且分等级建设：包括城镇公园(5±10hm2)，每个邻里有一个邻里公园(1±1.5hm2)，以及游戏场，用泳池等等。其基本模式是在解决居住问题、引导城市化的同时布置公园绿地。由于预见到快速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国土面积之间的矛盾，新加坡的新城采用高层租屋与公园相互结合的形式，和欧洲邻里单位不同。[2]从1967年到1982年，城市开放空间建设用地的面积由709hm2增长到1725hm2，从13%增长到30%[3]，大多由新城公园建设所贡献(图02-03)。
在今天看来，这一新城模式并不新鲜。但是要考虑到全岛有限的6.47万km2的国土面积(北京市土地面积约168万km2，其中平原面积约63.90km2，几乎是新加坡的10倍)，在城市化尚未全面展开之初，就规划了多个新城(到1996年发展建设了13个新城)，短时间内合理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居住问题，并没有城市蔓延，且为今后的绿地建设留有余地，足可见其远见。
“环状城市”与“新城模式”在之后的实践中一直被应用。1991年，新加坡制定了新一轮的概念规划，基本上是1971年概念规划的发展与延续(图04)。此时新加坡的人口已接近400万。在1971年的“环状规划”建设的基础上，1991年的规划中增加了第5个廊道，这一廊道沿着东北方向规划了10个新城，并用同样的模式在尤兰(Woodlands)、淡滨尼(Tampines)、裕廊和实里达(Seletar)建立了4个新的区域中心，每个容纳8万人。未被发展的岛屿如乌敏岛(Pulau Ubin)和德光岛(Pulau Tekong)也被纳入规划，由MRT连接(URA, 1991:16)，这是1970年代城市化空间模式的延续。之后，新加坡的新城格局更像是“星群”，之间留有大量的绿地和生态地带(图05)。
3.2 过程二(1981-)：全岛开放空间建设
3.2.1 提供更多的开放空间
1980年代，对于绿地和公园的建设已经不仅仅是和新城相伴随的参加平衡的土地。在20年快速城市建设之后，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和开放空间的需求大大增强，开放空间逐渐成了规划考虑的主要内容，人们开始强调更高质量的生活。
一方面，1980年代之后的新城建设中开放空间的供应明显增多。在1970年代，新城规模是373hm2，3.7万户，只有3.4%的土地开辟为开放空间；1982年之后，新城原型一般是625hm2，4万户，其中4%的用地开辟为开放空间。
另一方面，在全岛范围，新加坡政府于1981年提出了一个五年计划，促进五个区域公园游憩设施的发展，其中包括了东西海岸公园等。公园成为高质量住宅和服务环境的重要组成。原有和新建的公园共同发展，到1985年，新加坡的公园数量增至32个，占地面积从0.8hm2到206hm2，全岛开放空间总占地增至3000hm2③。大量农业用地也逐渐被改造成为公园。并规划出大量土地专门用于植树、绿色缓冲带和公园的发展。
1990年代之后，又有多项绿色专项规划渐次展开。如1993的绿色规划(Green Plan)，其中明确提出了保护岛屿生物多样性与自然遗产。2001年，新加坡概念规划提出增加绿地以满足大量人口的游憩需要，并保护其他现存的自然区域，使其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在自然状态。这项规划几乎将全岛绿色空间增加了一倍，从2500hm2到4500hm2，新提供的开放空间相当于34个碧山公园(Bishan Park)。除了在全岛尺度上增加绿地，多样的小尺度的规划也以同样的目标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2]。
3.2.2 公园“连接体”(Connector)的建设(绿地系统建设)
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新加坡进入了构建生态网络、重新建构人工自然系统的阶段。1989年，公园与游憩局开始制定一个全岛范围的公园网络。一些300hm2的新的公园和开放空间于1990年代开始规划，他们之间通过步行和自行车道以及公园连接器相连，强调发展多样的开放空间。从此，公园与开放空间的建设开始向建立完整的网络体系的方向发展，其建设过程也广泛融入了地景生态学原理。1991年，政府制定绿地和水域规划，这是1989年制定的公园网络规划的具体化，明确提出并规划了6种不同类型的开放空间④(自然开放空间、主要公园和花园、运动和游憩场所、边界隔离带、内在的绿道和连接器、其他)，并在概念规划中将这些空间类型系统明确的融入到了建设发展中。规划显示了公园(国家公园)之间的连接，提供了改善游憩机会的框架。该规划还确定了每1 000新加坡人将拥有2.4hm2开放空间(巴黎是0.9hm2)的目标[2]。
从1986到2007年间，新加坡绿化覆盖率从36%提升到了47%(图06)，尽管人口增长了68%⑤。同时，绿地网络逐步完善，新城格局逐步健全，对于自然地带的保护措施也逐步加强，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宜居城市，同时也是一座卓越的热带城市(图07)。
4 新加坡“田园城市”建设的社会基础
4.1 政府主导
新加坡“田园城市”的建设，其政府强大的执行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方面，政府广泛接触国际社会，紧紧跟随和正确把握全球绿色运动的趋势，并大胆付诸实践。例如：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后，新加坡随即成立了环境部；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发布”(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后，新加坡于1989年建立了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Rio Summit)后，新加坡同年就开始制定绿色规划(Green Plan)。[4]反应速度之快，革命性之强，在东南亚绝无仅有。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主导公共住房建设的方式合理引导城市化。国际经验上，一旦住房和土地为个人所有，就很难控制城市化，蔓延在所难免，规划再好的绿地和自然保护区也都很难幸免。新加坡政府通过公共住房建设的方式，合理引导了城市化，使得各个新城的规模在有限的空间内而没有蔓延，从而实现“新城模式”。在快速城市化阶段，政府主导的形式避免了个人利益的膨胀并保障了公共利益，保存和建设了大量绿色地带。
再一方面，政府设置了许多专门的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在推动“田园城市”建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73年，田园城市行动委员会（Garden City Action Committee, 简称GCAC）成立，并为最高国家雇员所领导，由代表管理国家发展的主要管理人员的代表组成——国家发展部、裕廊新城公司和住房与发展委员会等，成为了一个具有统领协调性的机构。这个组织不仅仅协调不同政府机构，监督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而且还为开放空间和公园建设提供规划标准。另外国家公园部(National Parks Board)和发展部，公共住房部(Housing Authority)和城市发展部(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都为“田园城市”的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5]
4.2 “田园城市”做为“国家身份”和城市文化的一种
新加坡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田园城市”理念的提出和实施过程正是新加坡这个刚刚独立不久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寻找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身份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互相促进和融合，使得“田园城市”逐渐成为新加坡的一种文化，并成为了一个城市特色和地方民族文化特征的核心观念。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一些非政府环境组织(如：自然社会（the Nature Society Singapore[4]等)逐渐兴起，标志着这种文化已经逐渐深入民心。到1990年代，这些NGO组织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越政府，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田园城市”的建设：1990国家公园法案、1993国家第一次新加坡绿色规划(SGP)、SGP2012(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2002)等工作的展开都和来自公民的意见有关。[6]
5 对中国探索人与自然和谐人居环境建设的启示
5.1 在合理的生态单元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化空间模式
不论1963年的规划，1971年的规划，还是1991年的规划，所探讨的土地利用规划范围都囊括了全岛。对于新加坡来说，这是一个生态单元，一个流域单元，也是一个岛屿单元。只有在这一有限的土地资源范围内全面评估生态资源与城市的关系，才能探索形成合理的“环状城市”、“新城模式”等城市化空间格局，才能更合理地布置人与自然的空间关系。这一点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很难得到认识和执行。大多数的规划不能在一个合理的生态流域单元内进行，更不能全面评估这个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并探索合理的城市化空间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吴良镛院士曾提出要在长三角城市化过程中保留大量的自然地带[7]；孟兆祯院士曾提出“城市化进程应包含人工重建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城市化和自然化归于统一”[8]；仇保兴副部长在2010年IFLA大会上提出要引导城市化和自然相协调⑥；都是提醒我们，要综合地布置生态资源和城市空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有这样的声音出现。这也正是新加坡1960-1980年代所经历的过程。这是中国城市建设需要学习的最要紧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正在被城市化所吞噬，城市正在蔓延，合理地解决城市化和生态资源的关系迫在眉睫。
5.2 放眼大地景观，制定长远规划，合理保护与营造自然系统
应该说，任何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过程都会伴随着对于生态资源的破坏，只是破坏的程度不同，新加坡也一样。1883年的新加坡，93%的热带森林已经被毁坏[9]，剩余的自然地带已经很少。之后的城市化也在更加剧烈地改变大地的面貌(图08)[10]。这种对于大地景观的改变是必然的，但如果能够对自然系统和城市建成区进行综合布局，并对第二自然进行合理再造，也可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T-T-福曼（Richard T.T. Forman）提到在人类聚居区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重塑大地⑦，也正是此意。
新加坡的成功也可以从这一视角来理解。她所经历的两个关键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合理城市化布局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是自然系统再造的过程。这两个不同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能在第一个过程中为绿地的发展留有余地，则不可能有今后更高质量的自然系统建设；如果没有第二个过程的补充，也不能形成高质量的自然系统。这两个过程总体上来说是对于全岛大地景观综合再造的过程。
另外，这样的过程是需要长远的规划作为保障的。新加坡制定的1971年规划，不仅涉及了城市建成区域，还有广大的生态资源，其实施过程近30年，是一项长远规划。尽管之后有修正，但是基本的城市与自然的格局已经确定。在快速城市化之前制定这样具有较强可实施性的长远规划，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关键的。
5.3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城市文化培育
中国古人讲“用天之利，立人之纪”⑧，当代西方多用人类生态学来研究环境问题，也讲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要协调人的关系。这需要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城市文化。新加坡的成功正在于“田园城市”城市文化的培育。这种文化由政府自上而下发起，逐渐推动社会共识，转为自下而上的公众力量，共同推动“田园城市”的建设。中国城市建设要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亦需要再此方面下功夫。
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提到的最为深刻：“……城市的改进决非小小的单方面的改革。城市设计的任务当中包含着一项更重大的任务：重新建造人类文明。我们必须改变人类生活中的寄生性、掠夺性的内容，这些消极东西所占的地盘如今越来越大了；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有效的共生模式……最终让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合作的模式当中。如今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协调，如何在那些更重要、更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权利欲和利润欲的基础上进行协调。……改变我们经济制度中那些乖张离奇的机理，使之服务于人类目的，并为人类文化构想和创造新鲜的形式。”[11]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从宏观方面和城市史的视角来理解新加坡“田园城市”的经验。目前，中国整体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城市所处的阶段和新加坡所处的1960到198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是在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处理好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需从长计议，并在适当的生态单元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居环境模式。至于美化绿化之手法，则为“锦上添花”[12]之事了。
注释：
①URA. Shaping Singapore[Z]. Singapore: APD Singapore Pte Ltl, 2005。
②一位德国建筑师、规划师,联合国经济委员会非洲住房顾问。
③Revised Master Plan. Report of Survey[R]. 1985.
④（1）自然开放空间：例如红树林、湿地、森林和自然保护区；（2）主要公园和花园：区域公园和地区公园；（3）运动和游憩场所：高尔夫场、探险公园、露营场所等；（4）边界隔离：主要公园和游憩区域的绿地连接，城市化区域外的绿带；（5）内在的绿道和连接器：利用社区定义邻里与范围，2-3万人；（6）其他：军用训练和农业。
⑤Singapore :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 Lively and Liveable Singapore: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lueprint)[Z].2009: 29
⑥仇保兴.城市化与自然相协调[R].苏州: IFLA第47世界大会,2010.
⑦Forman.Mold the land [R].北京:清华大学,2010,6.
⑧[唐]刘禹锡.天论[O]//[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450.
⑨图01 引自URA. Shaping Singapore[Z]. Singapore: APD Singapore Pte Ltl, 2005；图02、03为作者自摄；图04、05引自：Edmund Waller. Landscape planning in Singapore[M].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1；图06引自：Singapore :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A Lively and Liveable Singapore: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lueprint)[Z].2009: 29;图07参考Rodolphe De Koninck, Julie Drolet, Marc Girard. Singapore : an atlas of perpetual territorial transformation[M]. Singapore : NUS Press, 2008绘制;图08引自：Richard T. Corlett.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1819-1900[J].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1992,19,4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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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avier Guillot. Vertical Living and the Garden City: The Sustainability of an Urban Figure[C]//Tai-Chee Wong, Belinda Yuen, Charles Goldblum. Spatial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Singapore.Dordrecht :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2008: 151-162.
[3]Belinda Yuen. Creating the Garden City: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J]. Urban Studies, 1996,33(6):955-970.
[5]Ooi, Giok Ling. Singapore-Assessing the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ility[C]// New Jersey :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ingapore : Hackensack.Sustainability and cities : concept and assessment. N.J. : World Scientific Pub,2005:81-108.
[7]吴良镛.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C]//吴良镛.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211-229.
[8]孟兆祯.城市化进程中的风景园林[J].中国园林,1998,(3):4-7.
[10]Richard T. Corlett.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ingapore,1819-1900[J].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1992,19:412.
[11][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城市文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2009:8-12.[12]吴良镛.“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园林建设断想[J].城市规划,1982,(5):16-17.
作者简介：
袁琳/男/河南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博士生（北京 100081）
Biography:
YUAN Lin, a native of He’ nan ,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majored in Urban Planning.（Beijing 100081）
《风景园林》2010第6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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