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Great Gardeners in Late Ming Dynasty: A Study on the Lifetime of JI Cheng,WEN Zhenheng and ZHANG Nanyuan
李红 傅凡 李春青
LI Hong FU Fan LI Chun-qing
摘要:明末,江南出现了三位在中国造园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即计成、文震亨和张南垣,他们三人在各自的社交范围里以造园或品园而闻名,其作品也影响了后世造园。经文献资料研究,此三人生活的年代基本相同,生活的地点也接近,而且其社会交往也有一定的重叠。本文从三人的生活年代和社会关联入手,试图找出三者之间潜在的联系。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横向比较,发现三者在造园理念上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关键词:风景园林;一时三杰;研究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ree great gardeners lived in Jiang Nan Region, namely, Ji Cheng, Wen Zhenheng, and Zhang Nanyuan. They were famous for garden-making or garden appreciation, and their works and books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s. According to historic documents, the three gardeners lived at the same era, in the same region, with overlapped social rel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fetim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of Ji Cheng, Wen Zhenheng, and Zhang Nanyuan and tries to find out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also aims at finding out the difference of gardening philosophy between these three great gardeners, and the reason that causes the differenc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i Cheng, Wen Zhenheng and Zhang Nanyuan; Research
1 计成、文震亨、张南垣及相关研究
计成、文震亨和张南垣是中国造园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计成以画艺造园,并写出了中国古代唯一一部造园专著,其影响远播至日本。文震亨以琴诗书画闻名,在《长物志》中对造园、品园多有论述,并建香草垞。张南垣曾从董其昌学画,后从事造园,以布衣身份与钱谦益、吴伟业等文坛巨子交往,后以造园技艺而留名《清史稿》,其家族从事造园一直延续到建国后。
关于三者的研究很丰富,尤以计成及其著作《园冶》为最多。陈植先生的《园冶注释》是关于《园冶》最重要的著作,为后人读懂《园冶》奠定基础。之后关于《园冶》和计成的著作和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参考了陈植先生的研究成果。陈植先生也是最早注释《长物志》和研究文震亨造园思想的人[1]。曹汛先生对张南垣研究具有重大贡献,他考证了张南垣的生平、造园特点、家族传承,首先提出张南垣是可以代表中国与小堀远州、勒诺特、布朗等人比肩的造园大师[2]。曹汛先生对计成和《园冶》也有深入研究,他考证了计成与阮大铖、曹元甫、郑元勋等人的交往[3],并对《园冶》注释中的疑义进行举析,对研究《园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4]。在以往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往往对计成、文震亨、张南垣单独进行研究,很少将三者进行横向的比较。虽然也有一些横向比较的研究,主要是对其论著和作品的比较研究,但是并没有从三者生平上进行比较研究(曹汛是少数提及计成与张南垣同时代,并注意到两者潜在联系的研究者[3])。似乎三者并非生活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而且三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潜在的联系。
文献资料显示,计成、文震亨、张南垣不但生活时代相同,其活动地点也属同一区域,而且其社会交往上存在着众多联系。
2 计成、文震亨、张南垣的生平
计成、文震亨、张南垣都出生于明朝万历年间。计成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文震亨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南垣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5],相差最大不超过5年。
计成为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文震亨为长洲(今苏州市相城区)人,同属苏州府,张南垣为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与苏州相隔不远,大约100km。
计成少年时学画,主要风格为荆浩、关仝的北派山水画风。年轻时曾在北京和湖北游历,中年回到江苏,定居在润州(今镇江市)。由于偶然的机会,计成的叠山技艺为人所知,因此得以为吴玄、汪士衡、郑元勋等社会名流在晋陵(今常州市)、鉴江(今仪征县)、扬州造园[6]。计成首次造园是在天启三年(1624年)[3],已是42岁,可谓大器晚成。崇祯四年(1631年)计成写成了《园冶》,崇祯七年(1634年)阮大铖为其写序,崇祯八年(1635年)郑元勋为其写题词,大约是同年由阮大铖出资刊行。
文震亨出身书画世家,曾祖是“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祖父是吴派篆刻代表人物文彭,父亲是以诗画闻名的文元发,兄长是清流领袖、大学士文震孟。文震亨本人精于书画,“以琴书誉满禁中”[7],崇祯时曾任武英殿中书舍人,并曾负责制琴。弘光二年,清军占领苏州,文震亨绝食而死。文震亨大约在天启至崇祯朝(1620年代至1630年代)完成了《长物志》,对造园多有论述。文氏家族酷爱园林,文徵明曾参与拙政园的营建,文元发建衡山草堂,文震亨自己也构园香草垞,进行造园实践。
张南垣少年时学画,山水宗“元四家”,曾受董其昌指点,后以造园为业。张南垣30岁时已成造园名家,他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为“四王”之一的王时敏造乐郊园[5],被文坛巨子吴伟业所推崇[8]。张南垣与明末名士多有交往,如王时敏、陈继儒、钱谦益、吴伟业等人,陈继儒、钱谦益都曾为他写诗,吴伟业更是为他作传。张南垣在掇山方面有所突破,其所作园林众多,遍布太仓、松江、常熟、嘉兴、吴县等地。
由此可见,三人崇祯年间的活动基本都在现在江苏省的范围之内,集中在应天府(今南京)、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松江府和扬州府。
3 计成、文震亨、张南垣的主要社会交往
计成的主要社会交往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有吴玄、汪士衡、曹元甫、阮大铖、郑元勋等人,这些人或为致仕官员,或为担任闲职的社会名人。计成通过造园与园主吴玄、汪士衡、郑元勋相识,通过汪士衡结识曹元甫,又通过曹元甫结识阮大铖。曹元甫与阮大铖同榜进士,关系极为密切。阮大铖也曾去汪士衡的寤园游览,并写诗[3]。吴玄、阮大铖都属于接近阉党,反对东林党的,曹元甫、汪士衡的政治倾向难以考证,但与阮大铖关系密切,应该也持类似的态度。计成与这些人交往密切,不单纯是园主和造园师的交往,阮大铖在《冶叙》中对计成的性格、诗画都有所评价,可以作为证明[9]。郑元勋接近东林党和复社,但其出身商人家庭,广交社会各界。
张南垣的社会交往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大量请他造园的园主,其中既有富商,如吴昌时,也有位高权重的文人官员,如朱茂时、吴伟业、王时敏、钱谦益。松江的一些文人官员和社会名流也是张南垣的交往对象,如董其昌、陈继儒。吴伟业、钱谦益、陈继儒等人都曾为他写诗作传,他与吴伟业、钱谦益甚至可以相戏谑,证明关系极为密切。张南垣与阮大铖未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阮大铖曾与曹元甫去张南垣设计的金坛豫园中游赏,还写诗记述[3]。
文震亨的主要社会交往未有太多资料,但其作为名门之后,应与当时的江南名士多有来往。文震亨与阮大铖交往密切,主要是在戏剧上的共同志趣,两人在崇祯九年(1636年)有诗唱和,从文震亨《牟尼合·题词》可知,文震亨曾去牛首山会阮大铖[10]。为《牟尼合》作序的正是曹元甫,文震亨应该与曹元甫也有交往。文震亨与黄道周、吴伟业、钱谦益等名士也有来往,他们既持相似的政治观点,也在诗文书画方面有共同的爱好。
这些社会关系之间存在交集。计成社交圈内的郑元勋与董其昌、陈继儒、钱谦益交往密切,董其昌为影园命名,陈继儒为影园幽媚阁题额,钱谦益是影园黄牡丹诗会的评定者。而此三人与张南垣交往密切,董其昌为影园命名正是计成营构影园的前两年(1632年)。依《园冶题词》所说,郑元勋与计成“交最久”[11],那时两人应该已经相识。黄牡丹诗会的诗文后来结成《影园瑶华集》,郑元勋写了《影园自记》收入其中,文中提到计成为其营构园林[12],计成的名字理当为董、钱等人所知。为计成出书的阮大铖与文震亨、吴伟业、钱谦益都有交往,吴伟业、钱谦益与张南垣交往密切。对计成评价甚高的曹元甫与文震亨相交往,而交往的时间正是《园冶》刊行的前后。
由此可见,计成、文震亨、张南垣不但生活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而且其社交范围也非常接近。然而,此三者之间却似乎没有直接的接触。
4 研究意义与后续研究
计成、文震亨、张南垣是同属一个时代的人物,其对园林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具体的实践。计成、文震亨有著作存世,张南垣的理论则通过吴伟业的《张南垣传》而流传。将三者放在一起比较,有助于对明末造园进行分析。
以影园为例。郑元勋崇祯五年向董其昌提及打算造影园时,董其昌已与张南垣熟识,而且张南垣此时已经出名,董其昌是否推荐过张南垣亦未可知。两年后郑元勋建影园时郑元勋和陈继儒也有来往,陈继儒对张南垣极为推崇,当张南垣崇祯十年搬离松江后,陈还写诗招他回来[5]。但最终郑元勋却选择计成来造园。郑元勋出身富豪,造园的花费和酬金肯定不是原因。那么有可能郑元勋请过张南垣,张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成行;也有可能计成当时的名气也很大(以计成从业十余年,仅有数个作品来看,似乎不太可能);还有可能就是郑元勋个人或扬州(盐商云集)倾向于计成全景式山水的造园风格。
以集园 为例。阮大铖对计成评价甚高,曹汛认为阮曾在诗中表达请计成为其造园的意愿[3],与他关系密切的曹元甫更是对计成推崇备至[6]。但其后来阮大铖却请张昆岗为其造园,大约在崇祯十年到十一年(1637-1638年)[3]。其原因非常值得研究。可能是计成无法分身来南京为阮大铖造园,但以阮大铖为其刊刻《园冶》来看,计成对知遇之恩理当报答。也有可能计成流落他乡,或已去世。也有可能张昆岗也是当时造园名家,名气大过计成,阮大铖慕其盛名而请他造园。
计成、文震亨、张南垣三人的造园理念并完全不相同。例如计成说“溪湾柳间栽桃”[6],其为郑元勋所造影园也的确“夹岸桃柳”[13]。文震亨则说“若柳桃相间,便俗”[14]。张南垣强调“树取其不凋者,松杉桧栝”[8],计成、文震亨则讲没有特别强调要用常绿植物,而且著作中还是以落叶植物为主[6、14]。文震亨在《长物志·花木》篇中还特别讲花木的品鉴[14],这与计成、张南垣形成了差别。以上可以看作是文人造园和匠人造园之间的差异。
而至于掇山,计成与文震亨都倾向于全景山水式假山[6、14],而张南垣则采用“平冈小坂,陵阜陂陁”,“大山之麓,截溪断谷”这类小景山水的假山[8]。这与指点张南垣绘画的董其昌有很大关系,董其昌是松江画派代表人物,山水画“南北分宗说”的创始人,善画山水小景,荆浩、关仝这些画全景山水的北派画家都被其贬斥,而计成最喜荆、关,这可能与其长期在北京、湖北等地游历有关。文震亨也不同意董其昌此说,他在《长物志·书画》篇中,列关仝、荆浩为绘画名家,赵孟頫、倪瓒、文徵明、唐寅等人同列为绘画名家和书法名家,而仅列董其昌为书法名家[14],明显表示不欣赏董其昌的画(当时董其昌以书画闻名)。明代往往以地区形成画派,画派之争严重,文震亨与董其昌分属吴门画派和松江画派,理念上有所不同。绘画审美对造园审美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计成、文震亨和张南垣的叠山理念不同也可看做是地方造园风格的反映。吴伟业说张南垣也“曾于友人斋前作荆、关老笔”,从后文“对跱平磩,已过五寻,不作一折,忽于其颠将数石盘亘得势,则全体飞动,苍然不群”来看[8],确带有一些“荆、关”绘画的特点,有可能是主人要求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斋前场地的限制。
这些后续研究都基于计成、文震亨、张南垣处于同一时代并有相同的社交关系的结论,才有研究的意义。而围绕在三者周围复杂的社会联系也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5 结论
计成、文震亨、张南垣对中国传统造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三人在明末共同生活在吴地,相去并不远,而且其社交范围也有着交叠,因此三者存在相知甚至相识的可能性。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发现三者在造园理念上的差异,以及明末江南造园不同流派之间的风格差异。
注释:
①英国学者夏丽森(Alison Hardie)研究认为,阮大铖在南京有两处园林,一为俶园,一为集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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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红/1977年生/女/硕士/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哈尔滨 150080)
傅凡/1974年生/男/博士/北方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144)
李春青/1973年生/女/博士/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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