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绿色基础设施与地方品质

李立勋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教授

在增长主导的工业时代，城市被视为“增长机器”( growth machine），其主要功能是为企业提供低成本与高生产率的地点。交通运输、能源动力、给水排水等物质性条件是支撑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进入后工业社会，不仅追求经济活力与区域竞争力，更强调生活环境、生活质量，追求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统一，建设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成为城市的核心理念，宜居城市（liveable city）、健康城市（healthy city）、绿色城市（green city）、可持续城市（sustainable city）等等成为城市愿景的常用词，城市发展动力和城市角色、城市功能、城市空间组织都发生明显的变化。

美国学者理查·佛罗里达（R.Florida）在其富有开创性的创意人才与创意城市研究中，由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概念演绎出“地方品质”（Quality of place）的概念，指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质和吸引力，认为这是吸引创意人才的关键。佛罗里达认为地方品质包括3个主要构成要素：一是丰富的生活便利设施（amenities），二是独特或多元的生活方式（lifestyle），三是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建筑环境。这3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基础设施概念在当今时代的3个重要拓展。

佛罗里达特别强调生活方式（充满生气的街道、咖啡厅文化、艺术、音乐及户外活动，创造出活泼、激情、富有创意的生活）和文化的包容性（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性取向的人在此互动，清楚显示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适应与生活的社区）对创意人士的重要性。佛罗里达的研究表明，高技术领域的创意性员工在选择何处为家时，相比工作因素，更为关注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因素。

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得到更为普遍的关注。丰富多样的生活设施与服务是构成城市品质和城市吸引力的极其重要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认为“大多数城市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城市是否能够拥有让消费者舒心满意的场所。随着消费人群的日趋富裕和企业流动性的增强，城市构建对雇员有吸引力的设施，将与它们建设对公司有吸引力的设施同等重要。”格莱泽等学者甚至认为城市发展已经进入“设施与服务驱动（Amenities Drive）的时代”。

在全球城市化和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环境恶化相伴而行的大背景下，绿色基础设施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关注热点与行动热点。关于绿色基础设施有许多大同小异的概念表述，其基本含义包含3个要点：城乡区域中各种各样的绿色要素与空间；相互连接形成一定系统；对城乡和人类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美国保护基金会认为绿色基础设施是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生命支持系统”（natural life support system），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绿色基础设施还具有多元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在这样的基础上，个人认为绿色基础设施必将成为国家、地区和城市“地方品质”的重要因素和地方吸引力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广东绿道建设的成就及其积极的社会效应，就表明了绿色基础设施对于城市与地区发展、地方品质提升的重要意义。

佛罗里达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剧烈的全球竞争背景下，地方品质对于吸引知识工人、创意阶层、新投资者与高端产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对于追求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城乡以及试图吸引高端要素、高端产业、高端人才的珠三角而言，这无疑是重要的行动参考或指南。着力提升地区品质应当成为未来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发达地区城市化深化发展的重点，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与地方文化的培育则是其相互关联的3个重要方向。

就绿色基础设施方面而言，广东要以绿道网建设的成就和效应为基础，延伸绿道网络、拓展绿道功能，推动绿道网向绿色基础设施升级，全面建设绿色基础设施；进而构建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生态安全格局，加快符合地方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城镇化绿色发展。

 

绿色基础设施：为健康城镇化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锁秀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 策划总监

今年5月，国内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报道“欧盟出台《绿色基础设施：增强欧洲自然资本》新战略”，鼓励“绿色基础设施”的利用和投资。“绿色基础设施”的理念是指通过自然方式而不是建造昂贵的基础设施来获得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对于人工设施组成的“灰色基础设施”，它将人工设施和自然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森林、湿地、绿化带等形成一个人工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整体，在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截至2012年，我国城市已聚集了51.7%的人口，每年新增常住人口仍有2 000多万，这对城市基础设施转型提升提出重大需求挑战。其实早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中即提到：“城市绿化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中提到“加强生态园林建设，⋯⋯提升城市绿地汇聚雨水、蓄洪排涝、补充地下水、净化生态等功能。”与传统的基础设施相比，它们是有生命的、有机的、可再生的。我们把它称为“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简称GI。

结合我们目前的国情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要开展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实践，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绿色基础设施，如何回归其自然服务功能，如何将GI发展理念与我们现有的各项工作结合，有几个理解的要点与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绿色空间都是绿色基础设施，“具有基础作用”是关键。

20世纪以来，随着石油的流动和人口更快速的增长，城市与大自然开始脱离，现在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仍没有意识到我们最终还是要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生存下去。这就是生态服务的概念——即自然通过提供各种利益诸如空气质量，水质量与供应，土壤保持，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对人类福利有直接的重大的价值意义。

绿色基础设施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则是其核心的“基础作用”。“绿色基础设施”概念首次出现美国佛罗里达绿道委员会在1994年的一份土地保护策略报告中，目的就是将自然土地与自然系统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提升至与灰色基础设施同样的重要级别。

其次，绿色基础设施定义侧重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国家的自然生命支持系统，具有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能够维持空气与水环境质量，并能够为人类和野生动物提供多种利益的自然区域和其他开放空间的集合体（本尼迪特和麦马洪（Benedict & McMahon））；一是雨水绿色基础设施，美国规划学会定义“它是一种由诸如林荫街道、湿地、公园、林地、自然植被区等开放空间和自然区域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网络，能够以自然的方式控制城市雨水径流、减少城市洪涝灾害、控制径流污染、保护水环境”。

同时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大到国土范围内的生态保护网络，小到街边的雨水花园，都可以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在区域和地区层面，GI支持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主要组成要素包括国家公园、海岸线、主要河流廊道、长距离步道等；在城市或社区层面，GI形成了一个由城市公园、休闲地、农田、社区花园、街道景观、私家花园、小型水体和溪流、屋顶花园等组成的开放空间网络。

第三，绿色基础设施更强调绿地的网络性与联系性，突破了城乡地域传统意义上的限制。功能单一的绿地在面对城市高速扩张时显得势单力薄，绿色基础设施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一样能够引导城市发展。就像没有哪个地区建设水管是一点点分开建设的，而是统一规划连通建设的。

第四，绿色基础设施参与市场条件下的利益博弈。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发展理念，提供了一种能满足多利益需求的机制，并确定土地保护的优先性和土地的多功能，引导未来增长、未来土地开发及土地保护决策。绿地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它的开发理应由城市政府主导实施，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同样是市场的参与者，同一块用地政府选择开发绿地意味着以极高的机会成本换取较少的既得利益。作为一个连接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系统，GI通过地表软化、屋顶绿化、下沉式绿地等生态工程措施，实现对生态占用的补偿，使建设用地兼有生态用地的自然功能。

第五，绿色基础设施相对于灰色基础设施来说，有低投入、低成本维护、可持续运营的优势。如果说灰色基础设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垄断”，那么绿色基础设施的构建则更多需要“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将自然引入城市，将公众的活动和注意力引入自然，加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认知、宣贯和环保节能生活方式的倡导，正是绿色基础设施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六，广东在过去5年启动了中国第一场大规模的绿道规划建设实践，绿色基础设施作为绿道网络的延伸和扩展，它包含了广义的绿道内涵，是对绿道网密度的提升，是进一步构建城市生态格局的基础；同时，绿色基础设施是绿道的综合服务功能提升，扩大了网络覆盖面，尤其是公共服务功能的增加，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综合提升；绿道网络则可以成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绿道网络作为大区域范围内绿色基础设施的骨架，通过对网络系统性和连续性的加强、辐射带动作用的提升，能快速构筑区域生态联动系统和区域自然生命支持系统。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造成的景观急剧变化的时期，面临着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恶化、文化遗产丧失等多种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应把绿色基础设施引入我国城乡规划建设、土地生态利用规划进程来控制景观保护和区域发展，在关注城市基础设施转型提升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其自然资本的功能定位并系统评估其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新时期健康的城镇化发展。

 

 

概念的意义

刘海龙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 副教授、博导、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十年前，我对译介国外新概念、新理论满有热情，就翻译了一系列国外书籍、文献，包括对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EI）的综述。若干年后，对于满天飞的生态理论及实践，似乎思考其背后的价值观更重要，由此归纳写成《当代多元生态观下的景观实践》一文。近10-20年被称为所谓的“西方景观复兴”（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2008），我尝试针对LA领域出现的一系列“Landscape + X”概念及其演变来看当代景观复兴。几件事联系起来，对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GI）的概念有了更全面的思考角度。

语言、概念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但一个新概念却常具有影响思想和行动的“力量”。“绿色”作为一种褒义前缀，常用来表示对象的一种“环境友好”的理想状况，这方面已有不少概念，如绿色城市、绿色建筑、绿色街道等等。绿色基础设施可以认为也属这一范式。但infrastructure的含义却比较复杂。它可实译为“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现有的灰色、工程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河岸、管线甚至建筑等，GI概念特别强调针对这一类系统的生态化、低碳化、景观化处理，包括增加绿色元素加强生态格局与过程的连续性，采取生态技术来降低工程建设带来的栖息地破碎化影响，针对周边生态本底环境采取生态补偿措施等。另一方面，infrastructure也可虚译为“基础结构”，基于此GI更宜理解为“绿色基础结构”或“绿色基础框架”，它包括具有infrastructural（基础性、结构性）意义的任何绿色元素，强调其连续性、系统性、网络化、多层次、复合性及灵活性、适应性等特点，并发挥复合的生态系统支持与文化服务功能。

对于GI，我更宁愿看为一类准学术概念，而非严格的科学术语，苛求精确与争论正统实属不必。GI概念的出发点本是面临地球逐渐被人类开发所占据、而自然系统趋于破碎化的局面，因此需要有一个能激发人们反思生态底线及人地关系的“口号”与“战略”，既要有号召力，具有整合性与开放性，同时又要有操作性，可为政治家、管理者、规划师及民众等各方所接受，同时具有一定科学性，具备空间维度（如形态、尺度、边界等）。由此，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的斑-廊-基、核心区-缓冲区模式，源于生态经济学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Ecosystem Service）研究、绿道思想（Greenway）、景观水文理论（Landscape Hydrology）、雨洪管理（Storm water management）策略等，和空间规划设计及GIS分析技术等相结合，便成为GI或EI的理论来源与技术支撑。

围绕GI的工作关键可能在于影响现实。因此需要超越传统城市绿地系统的范畴，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从多尺度、多层次、多功能考虑绿色生态空间的保护、规划、设计、建设、实施，并进而影响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和建设方式。其关键意义在于使原本建筑群之间被动留下的无意义空白地带成为具有过程、结构、功能、逻辑的生态系统，进而使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发现问题、判别空缺，反过来改变人类对地球表面空间的利用。这使GI/EI概念与“精明增长与精明保护”、“反规划”、“景观都市主义”等理论皆有密切联系。与国外进入后工业、后城市时代不同，中国城市化尚处中期，但速度很快。因此当前应尽可能在自然地域被更大规模的城市化开发改变之前，尽早地保护生态、文化本底资源。就此，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在城市开发之前制定从总体到局部的GI/EI系统规划方案及实施导则非常必要，包括构建合理的GI格局，依法划定保护边界，采取公共参与实施有效管理等。另一方面，应从特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出发，有针对性的展开GI具体研究与实践，包括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境系统的建立、流域洪涝灾害治理与水系网络规划、雨水和再生水处理的人工湿地技术、绿色屋顶与城市热岛效应控制、地方食物自给与生产性景观规划、多尺度遗产地整合保护网络、地方休闲游憩系统构建等等。同时还需考虑GI规划和设计中的多利益主体的需求平衡问题。这些均对传统绿地系统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从规划的理念、规范、方法、技术、管理等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