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园林新青年与《中国园林》杂志合作推出

城市女性化景观发展演变

摘要:在女性视野下追溯城市性别景观发展演变的历程,研究城市景观女性化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相互关系,认为城市女性化景观的盛衰与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历史相重叠,是性别结构与性别权利演变的外在表现。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环境保护和生态学的发展,创造兼顾男性和女性不同需求的理想的城市景观形态成为当前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风景园林;女性化;城市景观;发展演变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of Urban Feminine Landscape and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factors behind it. By retrosp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urban landscape under the feminine aspect,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Urban Feminine Landscape overlapped with femal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history. And it was also the manifestation of gender configuration and rights. With above conclusion,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e trend of ideal landscape which could meet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 of two genders is coming with postmodernism,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ism.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eminine; urban landscape; development

李 岚 / LI Lan

李新建 / LI Xin-jian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从远古至今,人类认知世界总是以自身身体为重要的参照物。对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差异的理解,使得性别二分(阴阳、男女)成为人类最本原的认识论,统摄着人类对其自身、社会和宇宙万物的一切认知。自然环境、城市空间、建筑及其呈现出来的景观既是人类两性的创造,也是两性社会结构、认知结构和价值判断的再现,因此可能区分受男性影响的(即男性化)景观或受女性影响的(即女性化)景观,但这一话题至今尚未得到城市景观学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本文在女性视野下追溯女性化城市景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相互关系,最终探讨建立在男女性别和谐基础上的理想城市景观形态。

1 远古聚落——天然的女性化景观

人的婴儿时期对母亲具有动物性的依恋,远古人类社会形态也是女性主宰的母系氏族社会。旧石器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相对于男性从事狩猎收获的不确定性,女性因其繁育后代和采集食物的稳定生产收获,取得了统治地位。此时的人类居所以平面呈不规则圆形或椭圆形的穴居、半穴居及低矮的人字形窝棚为主,从空间到形态都表现出对大地母亲的依赖。

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进入了极盛期。人类以农业生产和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为主要生产方式,已经不再完全依赖自然为生,恰似脱离襁褓的儿童。农业使定居成为可能,出现了聚居的村落并开始建造适于较长时间居住、防御的地面房屋。人“离开了洞穴,他所建造的第一个住所,是重建一个子宫,平行于诞生的过程,但象征与它的分离。随后的方形房屋标示了下一个演化步骤即个体性的诞生”[1]。芒福德考察了新石器时代女性在部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后指出,“从新出现的村庄聚落中心,到房舍的地基,以至于墓穴中到处都留下了‘母亲和家园’的印记。庇护、容受、包含、养育,这些都是女人特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在原始村庄的每个部分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构造形式,如房舍、炉灶、畜棚、箱匣、水槽、地窖、谷仓等”[2](图1)。

尽管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手工业生产、剩余产品交换和私有制,男性的体能优势使其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私有财产争夺中逐渐确立了父权,但少年时期的人类在建造自己的城市时仍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大地母亲的模仿(图2),村落中与女性特有功能相对应的那些构造形式“延传给城市,形成了城墙、壕堑,以及从前庭到修道院的各种内部空间形状,……最后到城镇本身,乃是女人的放大”[2]。因此,远古时期的人类聚落呈现出天然的女性化景观。

图1 洛阳涧西村孙旗屯新石器遗址袋形半穴居[3]

图1 洛阳涧西村孙旗屯新石器遗址袋形半穴居[3]

图2 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晚期遗址分室地面建筑[3]

图2 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晚期遗址分室地面建筑[3]

2 古代城市——女性化景观的衰落

恩格斯将商品生产阶段称之为人类“文明时代”的开始,经济上出现了金属货币、商人阶级、土地私有制和奴隶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社会上确立了专偶制家庭和男子对妇女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确立了国家机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4]。古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使人类脱离了对自然母亲的依赖,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建造居所,城市和建筑呈现出与男性统治地位相适应的“男性化”景观,女性化景观日渐衰落。

西方古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先后指出,“女性的天赋禀性比男性低劣”“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自然是高级与低级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5]。后来统治整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以男性化的上帝创造人类,以男性创造女性,从宗教上强化了女性被统治的附庸地位和魅惑男性的原罪,同时也赋予人类为了自身繁衍而支配、统治自然的权利。

男尊女卑的文化导致了城市空间和景观的性别分化和等级化。在西方最早的建筑理论著作——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多立克柱式是仿男体的,爱奥尼柱式是仿女体的[6]。希腊人将对身体的模仿看作比例和秩序之源(图3),“女像柱”更是男权社会的战争中将女性作为战利品加以奴役的明证[5]。事实上,希腊除斯巴达之外的绝大多数城邦中,女性不具备公民资格和相应的政治权力,她们只能是公民的母亲、妻子、女儿或者奴隶。

图3 多立克与爱奥尼柱式[7]

图3 多立克与爱奥尼柱式[7]

在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以及同时代的中国和埃及,女性的地位愈加低微,他们往往被排斥在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以外,不仅不应独自出现在街道等公共场合,即便是在家庭和住宅中的活动空间也受到歧视性的限制。正如魏丝曼总结的那样:“在每个社会里,都将身体周遭空间分类为互补的和不同评价的坐标利用,来象征和加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基本社会区别。……无数的民族学家的作品指出了这种二元分类无处不在,而且这种性别的不平等(虽然经常被描述为差异),在一切尺度的空间之组织和使用上被象征化,从家屋到村落和城市,一直到至高无上的天父统治的天堂”[1]。

城市和建筑发展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古代社会的城镇依然沿袭着“女性化”的结构(如城墙、壕堑、住宅、修道院等),但在男权统治地位的影响下,又偏重于追求高大、坚固、厚重等“男性化”城市建筑景观意向。芒福德将“中世纪的原型”描述为“坚固的城堡、环城的城墙、威严的城门”,所有的建筑都表现出高耸笔直的男性化形象[2]。虽然中世纪的生产力没有足够的技术和财力让所有建筑都高耸笔直,但几乎所有城市都有一批至高的哥特式教堂,它们象征着男性对整个城市的统治(图4)。城市的女性化特质日渐衰落,残留在阿尔罕布拉宫狮子院等极少数女性贵族府邸的室内景观中。

图4 中世纪的原型[2]

图4 中世纪的原型[2]

3 文艺复兴到洛可可城市——女性化景观的复兴

14世纪后的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新兴资产阶级掀起了反对宗教禁锢、追求现实人生的人文主义思潮,并追求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文化,维特鲁威对建筑性别特征的论述成为被普遍采用的论点。伯尼尼等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普遍相信,“林林总总的秩序皆源自男女身体之差异”,而达·芬奇则从数百个人体中总结最典型、最完美的比例和几何形状来证明建筑的美[8]。人文主义从神的权威下解放了男人和女人,尽管总体上仍是男权社会,但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已经具有较高的地位[9],并且出现了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为代表的杰出女性政治家,女性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不需再如中世纪那样遮遮掩掩。文艺复兴的建筑理论不再把“赏心悦目”看作可有可无,用阿尔伯蒂的话说,建筑“不仅有用和方便,而且还要打扮得漂亮,这就是说,看起来快活”[8]。这些思想最终催生了女性化程度更高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风格。

巴洛克建筑发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尽管用粗大的柱子、浓重的阴影和夸张的形态来标榜自己的男性特征和时代的光荣,并视柔弱的女性化艺术为禁物,但其矫揉的表现欲和对曲线、变化和丰富装饰的推崇,恰恰又具有浓重的女性化特征。正如同时期在巴洛克歌剧中出现的阉人歌手追求男性肺活量和女性音域的结合一样,巴洛克建筑风格实际是追求男性雄壮体格和女性细柔外观之间的结合,或者说是男造的女性化风格。

男造女性化的巴洛克风格在18世纪初的法国演变为完全女性化的洛可可风格,其主要特征就是用纤细、轻巧、华丽、繁缛的曲线去表现轻松、安逸、愉快、奢侈的情调,处处表现柔媚的女性化景观特征(图5)。这一方面是源自当时社会以客厅沙龙舞会为代表的奢靡风气,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上层女性和资产阶级女性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蓬帕杜夫人。她参与设计了巴黎协和广场和凡尔赛宫的小特里阿农宫,后者是建筑师加布里埃尔最知名的建筑作品,专门为蓬帕杜夫人设计,并被认为是法国最完美的建筑之一。

图5 洛可可风格的室内(引自http://zh.wikipedia.org/)

图5 洛可可风格的室内(引自http://zh.wikipedia.org/)

16世纪初开始在西方流行的有机论自然观认为,自然(通常以“地球”的名义出现)是哺育生命的母亲形象,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来说,自然是友善、仁慈和善良的,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向人类和其他生命提供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一切条件[10]。受其影响,女性和自然的地位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也是促进该时期女性化城市景观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4 近现代城市——女性化景观的倒退

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从文化和经济上彻底结束了欧洲的封建统治,并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城市。一方面,启蒙运动使得女性的人权意识开始觉醒,工业革命的机器大生产消减了男女体力差异,女人终于能够走出家门从事生产,因此而产生了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其核心是要求两性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平等、同工同酬,反对贵族特权和智力差别论,从而使女性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大大增加。

但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使得全社会充满了对科学、理性、机械、力量、速度的崇拜,自然观的有机论转变为机械论,原先奉为“母亲”的自然在物质文明的“机器”面前退位为被征服的对象。科学逐渐变成一种世界观,自然环境被看成机械的东西,成为现代技术理性奴役的对象[11]。男性由于擅长逻辑思维和科学研究,以及力量速度上的优势,他们在封建父权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延续。男性气概和工业革命的精神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契合,而此时的女性自身也完全臣服在这种男性化的工业革命精神狂热中,缺乏对技术理性的反思。

在城市与建筑审美上,18—19世纪的欧洲随处可见男性气概、女性气质的建筑风格界定。洛可可时期充满脂粉气的女性气质遭到唾弃,而工业革命带来的强调直线、简洁、力量的工业美学作为男性气概的代名词受到欢迎。黑格尔《美学》第二卷中就称赞了以Paestum神庙为代表的“简单、庄严、未经装饰的男性气概”,而当时法国的理论家J. F. 布隆德尔更认为“男性化的建筑在总体形式上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细部,它有矩形的平面、直角相交,出挑深远投影深重,男性化的建筑使用于公共市场、集市、医院,尤其是军事建筑”。而女性化的建筑则适用于“漂亮乡村别墅的室外装饰,……女皇或皇后的住宅室内,浴场喷泉以及献给大地与海洋之神的建筑物”[11]。

现代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一边倒地投入了当时最受赞颂的工业技术革命,现代建筑和工业革命满足了男性对理性、逻辑、秩序、力量、速度等的推崇,柯布西耶等众多才华横溢、激情四射的男性建筑师充当旗手来鼓吹现代工业美学[12],很多社会人文向度的和谐、邻里、公平等问题受到忽略。建筑学倾向于纯粹的用几何数学和建筑构件的视觉造型艺术,而其所谓的时代精神和“灵魂上的满足”[13]往往是抽象、理性的概念,而不必直接带来肉体和感官的舒适和愉悦,其中无疑隐含着一种男性化的审美和思维方式[12]。现代建筑师职业的把持者是男性,现代建筑的思想和实践中,从建筑模式比例到城市功能分区都采用了男性标准。女性业主的安全和心理需要以及女性建筑师对使用者和环境的伦理关怀都受到忽视。20世纪初,女建筑师艾琳·格蕾(Eileen Gray)就曾经从女性细微的感受、对隐私的尊重和男女价值观的差异批判这些男性建筑师对现代理性的着迷。20世纪50年代密斯的利华大厦落成,女建筑史家Sibly Moholy-Nagy在一片喝彩声中批判其单调乏味和对使用者的忽视。密斯还因其另一名作范斯沃斯住宅被诉至法庭,称其设计忽略了女主人范斯沃斯医生的私密性、舒适性需求(图6)。

图6 范斯沃斯住宅(引自http://www.farnsworthhouse.org/photos.htm)

图6 范斯沃斯住宅(引自http://www.farnsworthhouse.org/photos.htm)

总之,近现代城市景观充满了工业美学、工具理性和男性的特征,少数女性的冷静思考和诉求在技术狂热下被忽略,洛可可时期得到复兴的女性化城市景观发生了倒退。现代城市中遗留女性气息的历史城墙、街区被大片拆除,代之以方正宽阔的道路广场和耸直林立的烟囱高楼,到处显现着男性化的景观。

5 当代城市——景观的生态化和女性化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思潮、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和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几乎同时兴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工具理性和等级观念进行批判,它们的联合作用使得当代城市景观具有了女性化、生态化等多元价值取向。

5.1 当代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发展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工具理性的教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解构。后现代建筑理论创始人罗伯特·文丘里赞同暧昧二元论替代一元论[14],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多元论哲学成为整个后现代和当代建筑理论的基本观点。在城市领域,凯文·林奇批判了缺乏方向感和安全性的现代城市环境,指出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人群对城市意象存在认知差异,应该采取不同的设计规律[15]。简·雅各布以其女性的关怀观察城市,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城市了错综复杂性,否定了现代主义简单的功能区划,提倡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以保障城市的多样性和安全性[16],这些成为后来“新城市主义”“紧缩城市”等理论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生态学发展也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女士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为人类敲响了环境问题最终会危及人类自身的警钟,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随之迅速展开。1973年纳斯出版的《浅层与深层,一个长序的生态运动》一书认为,任何有机体都是互相关联的生物圈网络中的一个点,生物圈内任何生命形式都拥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因此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共生性,反对物种、群落和国家、民族间的等级差异,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追求复杂而不混乱的动态平衡、有机统一和分散化的区域自治[17]。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了以全面消除两性差别为目标的第二波运动,并逐渐与后现代主义及生态主义相结合,出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前者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根深蒂固的二分主义而提倡多元,反对男性女性存在生理本质上的区别,认为性别差异是一种社会的话语建构,甚至以多样性来刻意消解“女性”“男权制”这些宏大概念的存在。后者批判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理论是社会压迫与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她们认为所有生命都相互依存而不分等级,强调听取无权者的呼声并尊重其差异性。她们甚至对发展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发展是基于西方父权制的概念,它只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而不重视个体和社区层面在诸如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方面对人类的贡献[16]。

5.2 城市景观的生态化与女性化

在上述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历史、文化、样式、服务对象和性别属性的多样与兼容已经成为当前西方城市和建筑设计的基本准则,城市景观表现出多样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越来越重视对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包括保护动植物、山体、水面、湿地、绿地等自然环境要素,提倡紧凑城市、建筑节能减排、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生态化规划设计方法,保护历史城市、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戏剧、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存,保护女性、老人、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和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城市和建筑设计的创作自由度大大增加,城市景观类型丰富、风格多样,受女性影响的女性化景观得到复兴,包括女性规划师、建筑师和风景园林师设计的城市景观;供女性使用、为女性服务的城市景观;表达女性宁静、细腻、包容、自然等女性化品格特征的城市景观;以及直接表现“柔美、轻盈、曲线、编织”等女性化形象特征的城市景观(图7)。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当代社会对自然和人文生态的普遍关怀、对差异的尊重、对多样性与和谐的推崇,本身就是一种女性化的心理特质,或者可以借用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当代城市景观的生态化趋势就是一种女性化趋势。

图7 女性化高层·广州电视塔(引自《外滩画报》)

图7 女性化高层·广州电视塔(引自《外滩画报》)

6 结语

城市女性化景观的盛衰与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历史相重叠,是性别结构与性别权利演变的外在表现。男女平等至今尚未完全实现,男性主导的城市空间和景观仍是主流,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弱势群体在其中的影响力和生境现状仍然不够理想,还需要城市研究、设计和管理工作者投入更多、更长期的关注与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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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岚/1973年生/女/湖南长沙人/博士/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景观形态、人文生态、遗产保护(南京 210037)

李新建/1975年生/男/江苏泰兴人/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遗产保护、建筑历史、城市规划(南京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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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2015第3期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