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地再生的风景园林学探索——以“棕色土方”联结污染治理与风景园林设计

郑晓笛 / ZHENG Xiao-di

摘要：风?园林学是棕地再生研究的前沿性学科，观用途在大量棕地再生实践中受到青睐。棕地再生所涉及的众多学科中，风?园林学与环境工程学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对棕地的物质空间形态产生决定性影响的2个学科。然而，实践中却存在着风?园林设计与污染治理相割裂的现象，迫切需要将棕地再生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清?地阐释出来。“棕色土方”概念的提出，是对场地污染的空间诠释，将棕地本体在污染治理与空间塑造方面的双重性共同呈现，致力于使风?园林专业人员与环境工程专业人员以同一个语义框架进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双方更为行之有效的协同合作。

关键词：风?园林;棕地再生;棕色土方;污染治理;风?园林设计

Abstrac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one of the leading disciplines in tackling the challenges of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A range of open spaces are favored by regeneration projects as the end uses. Among the many disciplines involved in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efforts, the two disciplines that ha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spatial quality of brownfield sites a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owever, in current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practice in China, there is a lack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bove two disciplinary practice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and landscape design shall be analyzed and clarified. In response, the concept of “Brown Earth-Work” (BEW) is proposed, which emphasizes the physic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of “contamination” at brownfield sites. By identifying the key spatial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 in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BEW can serve as a common basis for closer dialogues and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disciplin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uring the proces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Brown Earth-Work;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landscape design

世界范围内，风景园林被当代设计师作为应对工业时代弊病与现代城市问题的有效手段[1]。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2年韩国世界杯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国际性重大活动的主场地及核心公园均选择棕地作为建设对象，并以此为契机重新激活了处于衰败中的城市区域。2015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土壤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oils)，如何在风景园林实践中更好地应对被污染、被废弃土地的再生问题更需要得到关注与讨论。

1 棕地再生与风景园林学

1.1 为什么景观用途在棕地再生中受到青睐

棕地再生实践中，景观用途成为大量实际项目的再利用目标，包括城市公园、自然保护 区、体育公园、高尔夫球场、防护绿地等。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2006年，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六道湾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开工,，这片棕地将被建设为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绿色大型体育生态公园；2009年，河北唐山市南湖生态城中央公园一期向公众开放，将唐山市南部环境恶劣的采煤塌陷区及垃圾填埋场改造为城市公共绿地；2011年，广东河源市的石峡垃圾填埋场封场，将被改造为一个环境优美的绿地公园供当地居民休闲娱乐。

世界范围的实践亦是如此。在美国纽约市,一个运转了42年的混凝土厂被改造为颇受欢迎的混凝土厂公园(Concrete Plant Park)；埃及开罗的阿兹哈公园(Al-Azhar Park)将原来40m高的垃圾山改造成一片绿洲，并带动其周边的贫困社区共同更新；在英国，占地 达135hm2的巨人公园垃圾场(Giant’s Park Landfill)也即将被改造为一处休闲和环境资源恢复公园[2]。

景观用途在棕地再生项目中得到青睐，是因为景观项目与普通地产开发项目相较而言具有4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图1)：

1)利于应对特殊场地条件——棕地的场地情况复杂，受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的限制及地下填埋物等不稳定因素影响，往往伴有不稳定的基础条件，不适宜建筑的建设，很多情况下开放空间成为唯一的选择;

2)景观建设费用低;

3)景观项目见效快，项目周期短，利于呈现棕地面貌改善的正面形象;

4)开放空间使用灵活，可有效适应于长期的污染治理过程——随着场地修复的推进，其承载 力与风险等级发生变化，开放的景观空间可以灵活地承载多种过渡性及永久性的功能安排。

1.2 为什么风景园林学会成为探讨棕地再生的前沿学科

风景园林学聚焦于棕地再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缘于其从物质空间、生态过程及社会人文3个方面应对了棕地再生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图2):

1) 棕地再生涉及复杂的动态生态过程，需要对水体、植物、动物等多种生态系统要素进行统筹考虑;

2) 棕地再生与社会人文生活密不可分，要满足人类活动的切实需求，是通过公众参与实现环境公正的过程;

3) 棕地再生最终要落实到土地(land)与物质空间的改善上，以使其重获活力并提升价值为目标。

同时在上述3个方面进行实践与研究的学科，非风景园林学莫属。也正因为此，在已有的成功棕地再生实践中，风景园林师往往扮演了综合统筹的引领角色。

1.3 风景园林学的作用——“桥梁”、统筹、 “落地”在物质空间

棕地再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无法依赖单一学科解决，至少涉及法律、政治、经 济、生态、环境工程、风景园林、社会人文等多个领域。其中，风景园林学起到重要的“桥 梁”与统筹作用，能够连接环境学、生态学、 水利学、工程岩土学等硬性理工科研究成果与 技术，以及公共政策、经济管理、社会学等软性文科理论知识，并通过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使 其“落地”，即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图3)。

2 中国棕地再生风景园林实践的弊端——污染治理与风景园林设计相割裂

棕地再生所涉及的众多学科中，风景园林学与环境工程学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对棕地的物质空间形态产生决定性影响的2个学科，前者以营造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和宜人的景观空间为目 标，后者以清除污染和完成场地修复为目标。 在每个具体项目中，它们共同作用于同一个物质空间，虽然目标不同，但彼此关联紧密并相互影响。

棕地在污染治理方面具有特殊性，要求参与项目的风景园林师具备一定的环境工程学知识，才能清晰准确地了解场地的特征与局限，明确设计的重点与难点，进而在场地设计过程中有效地建立起与环境工程师的对话与合作。 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尼尔·柯克伍德(Niall Kirkwood)教授在《制造场地：反思后工业景观》一书中明确指出：棕地项目的成功实现要 求科学与艺术、技术与设计的创造性结合。棕地再生过程中风景园林系统的构建依赖于一系 列环境工程技术的应用，这些技术涵盖种类繁多，包括垃圾填埋场封盖、原场土壤与地下水 修复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污染场地修复中生 物技术与工程系统的结合、废水治理措施和环境监测技术等。尽管在环境工程学领域内，已经出现大量关于棕地再生中创新性环境工程技术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多呈现为复杂的化学分子式及科学数据，是针对具体毒性物质的属性及修复所进行的实验室及实地分析的科学结果，超出了风景园林学专业人员的专业阅读与理解范畴[3]。

通过大量中外案例的比较研究及对众多棕地再生项目参与人员的访谈，可以发现：相较于中国，欧美等发达国家棕地再生过程中风景园林学与环境工程学专业人员之间的配合要更为紧密有效，风景园林师在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知识方面的不足，通过在项目早期及全过程中与环境工程专业人员的密切合作而得到弥补。 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棕地再生项目以风景园林师、场地设计师或城市设计师作为项目的全局统筹者，领导多专业的项目团队，环境 工程专业人员则是其团队中的重要成员。

在中国，不仅实际工程中风景园林学与环境工程学专业人员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很有限，甚至需要开展这种合作的意识也还未建立。笔者在访谈一位知名的污染土壤修复专家时，其坦言：“环境工程师与设计师不用太交叉合作，其实就2种情况：一种是我们把场地修复好，你们再来设计；一种是你们做好设计图，我们按照你们的要求来修复场地”。这种观点在环境工程专业人员中并不罕见，很多被访谈对象甚至对于风景园林师为什么要来了解环境工程技术知识都表示费解。

在风景园林学方面，情况也并不乐观。中国棕地再生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基本集中于近10年，目前风景园林学科内对棕地再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正逐步达成共识。但是，多数风景园 林专业人员对棕地再生中污染问题的严峻性与复杂性、场地修复过程的动态性与长期性、具体修复技术对物质空间形态的可能影响等方面还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很多项目仅以表 象的使“棕”地现“绿”，作为改造目标和衡量成功的标准。风景园林师缺乏相应的环境工程学知识储备，无法与棕地再生项目中进行污染治理工作的环境工程师进行对话，更不用说实现有效而紧密的合作。

棕地再生景观项目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风景园林师参与到棕地再生的过程中。我们迫切需要将棕地再生过程中污染治理与场地设计的内在关联清晰地阐释出来，只有认清对象，才能进一步建立体系、指导实践。

3 “棕色土方”概念的提出

棕地再生的风景园林实践中，尽管挑战重重，但仍然出现了很多成功案例。有些呈现出相似的空间特征，例如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连绵起伏的风筝山[4]、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千禧公园中地标性的锥形山体群、美国明尼阿波利斯金奖章公园中10m高的圆形山体等。有些项目又相差甚远，例如巴西圣保罗市西维塔公园中巨大的架空硬木平台、德国北杜伊斯堡公园中只可远观不可进入的矿仓花园。虽然均为棕地，但它们呈现出的景观空间或相近或差 异。在本体上，各类棕地是否存在一种共通的核心要素？这个要素决定性地影响了棕地再生 过程中景观系统构建策略的选择与最终的空间形态？笔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并提出“棕 色土方”概念，其就是棕地的本体核心要素。

“棕色土方”泛指棕地中含有(或潜在含有)污染物的土壤及其他类土状物质，包括污染土壤、矿渣、尾矿、垃圾土、焚烧灰烬等，棕地再生的过程需要对其进行污染调查、评估与治理。

棕地区别于一般建设用地的最本质特征是场地中存在(或潜在存在)的“污染”。在环境工程学与化学的研究中，“污染”多以复杂的化学分子式或重金属元素列表的形式被呈现出来，表达的是污染的抽象物质存在，而淡化了其实体空间的物质存在。然而事实上，污染是附着于实实在在的物质载体之上的，这种载体可能会随着污染场地的修复工程逐渐减少，但很难彻底消失。例如，生活垃圾即使采用焚烧法进行处理，仍然会留存有焚烧灰烬需要进行处置；污染土壤即使采取物理或化学的技术方法进行修复，也仍然会有残余物质；采用植物修复方法时，污染土壤的体量则完全不会减少。

“污染”的这种物质载体就是“棕色土 方”。“棕色土方”并非在已经错综复杂的棕地再生过程中再增添一个新元素，而是对场地污染的空间诠释，是将棕地再生实践中实际存在的核心要素清晰化、空间化，将“污染”的抽象物质存在与其三维的实体空间物质存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图4)。

4 理论基础——相关概念探讨

棕地再生的复杂性对风景园林学理论知识与设计实践构成双重挑战，因“棕地”概念含义过广且过于偏政策导向，国际前沿的风景园林学研究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支撑, 并且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5]。前述提及的《制造场地》一书，即是第一本较为全面的从多学科角度对棕地再生问题进行论述的著作，其面向的读者群主要为风景园林师、城市规划师与环境领域的从业人员。编者科克伍德教授提出“制造场地”(Manufactured Sites) 概念的主要目的即为凸显棕地再生过程中的多学科融贯特征。其定义包含三重含义：第一， 泛指老工业城镇中因工业制造过程及垃圾废料堆砌而形成的场地，且其已经成为这些场地的主要识别性特征；第二，指面临环境挑战的场地及其与污染治理工程技术之间的关联；第三，表明修复此类受工业活动影响的场地所应采取的跨学科途径[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副教授艾伦·伯格(Alan Berger)于2006年提出 “残余景观”(Drosscape)概念1，亦试图同时涵盖棕地本身的场地特征及其再生过程这2个方面。英文drosscape由2个词根组成—— “残余”(dross)和“景观”(scape)。伯格指出，“残余景观”的概念暗示着残余的废弃的空间是受到人类意志所影响的、是“被景观的”(scaped)。该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描述一种设计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对于废弃景观的高效整合与再利用[6]。

一些其他相关设计理论中所提出的概念，也因其强调场地的不确定性及设计方案的灵活性而在棕地再生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概念包括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风景园林系教授及前系主任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提出的“流动大地”(Terra Fluxus)[7] 和西班牙著名建筑师依格纳斯·德索拉·莫拉 雷斯(Ignasi de Solà-Morales)对于“模糊地段”(Terrain Vague)的论述[8]。前者意在强调景观设计方案应重在为场地未来发展建立框架 (framework)，而非试图去控制所有细节，应为自然过程留出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更多的可能 性。后者泛指城市中那些未被开发的、空闲的和模糊不清的地带，它们同时也孕育着新景观 空间的无限可能。

上述概念均对于理解棕地、思考应对棕地问题的风景园林学策略具有重要的启示。可以看到，“场地”(site)、“大地”(terra)、“地形”、“地貌”(terrain)是这些概念的主要关注对象，“地面”(ground)在解读此类空间时 的重要作用得到强调。同时，这些概念的提出均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流动”“模糊”针对于传统风景园林设计中“一张蓝图定乾坤”的实践做法；“制造场地”“残余景观”针对棕地受工业活动影响而呈现的荒废破败之态、再生过程的重要性及污染治理技术应用等多面并存的复杂特征。这些概念激发了风景园林学在棕地再生领域的热烈讨论，引发了学者们对于现状的反思。

但是应该指出，上述概念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行动上(activities)将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的工作与棕地再生后的新功能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3]，如何从设计理念上(notion)转向动态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灵活的策略取向。 而对于到底是场地中的何种本体要素使棕地具有上述特征，何种要素及其特殊属性要求棕地再生的风景园林实践去探索一种新的途径等问 题，上述概念及其相应理论并未进行深入的讨论。“棕色土方”概念的提出即试图在上述概 念及其理论的基础之上，在棕地的本体研究层面更进一步。

“棕色土方”强调棕地中污染物质的空间体量及其治理过程中的土方工程特征,，概念用词的选择参考了风景园林学及土木工程学中的“土方工程”(earthwork)概念，以及大地艺术(Land Art)领域中的“土方作品”(earthworks)一词1。英文earthwork有2个主要释义，其一指土方，其二指土方工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地艺术家将大地 (land)同时作为创作材料与创作背景，成为美国的先锋艺术实践之一。1979年，美国西雅图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土方作品：作为雕塑的土地复垦”(Earthworks: Land Reclamation as Sculpture)将大地艺术与废弃地再利用的结合推上了一个高峰。7位艺术家被邀请在西雅图地区选择废弃的或被损毁的场地进行艺术创作，这些场地包括垃圾填埋场、采石坑和废弃军用机场等[9]。

1983—1985年，著名艺术家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创作的古冢象征雕塑(Effigy Tumuli Sculptures)是棕地上最为知名也最令人震撼的大地艺术作品。在一片占地约达81hm2的废弃露天煤矿区，海泽用土方塑造了5个巨型动物雕塑，包括青蛙、水黾、鲶鱼、乌龟和蛇，它们的造型舒展开来与场地地形融为一 体，最大限度地利用排土场与矸石堆的地形起伏特征[9]。

这些棕地上的“土方作品”，充分挖掘了土方在棕地空间中的塑造潜力。但同时, 它们更加侧重于土方的艺术表现力，而相对淡化了其污染治理的层面。海泽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不是被雇来修复采矿区的，对于场地露天开采方面的情况不感兴趣。我不支持复垦—艺术雕塑作品(reclamation- art sculpture projects)。这是纯艺术。[9]” 美国著名风景园林理论家约翰·比尔兹利 (John Beardsley)在其著作《土方作品及其后：景观中的当代艺术》(Earthworks and Beyond: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Landscape)一书中指出，大地艺术只是艺术，只能改变我们对于世界的体验，单靠它们是无法修复世界的[9]。

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棕色土方”概念针对棕地本体，试图兼顾技术与艺术2个方面，即工程实践中的“土方工程”与大地艺术“土方作品”中的土方空间塑造力，并加入 “棕色”这一棕地的最主要特征，即污染物质及因其而具有的场地特征。“棕色土方”中的 “土方”一词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形态，表达主体物质构成；二是方法，即处理该形态的一种“术”，既包括技术，也包括艺术；三是形象，呈现空间特征，便于理解。“棕色土方” 概念重在明确地对棕地中的污染物质进行空间诠释，将棕地本体在污染治理与空间塑造方面的双重性共同呈现，希望为建立风景园林学与环境工程学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提供一种新的共通的语汇框架。

5 认识“棕色土方”

5.1 “棕色土方”与棕地

棕地再生的复杂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果将其粗略地划分为“软性”与“硬性”2种，那么“软性”影响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经济社会等因素，而“硬性”影响则是场地本身物质空间的塑造，这个塑造过程直接受到风景园林学与环境工程学2个学科的作用，“棕色土方”是该过程中的核心物质空间要素，“软性”因素的影响会“落地”在“硬性”因素中，从而共同体现于棕地的物质实体空间之上。

5.2 “棕色土方”的污染构成

“棕色土方”中的污染成分可能以固态、 液态或气态的状态存在。尽管棕地的特征污染物可以被划分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石油烃和农药等几大类，但在现实情况中，多类污染成分往往呈现混合存在的复杂局面。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某些工业流程工艺复杂，需要使用多种工业化学试剂、溶剂等有毒有害物质，会对场地中的棕色土方产生叠加污染；有些棕地，例如矿坑等，废弃后又被用于非法垃圾倾倒与填埋，不同的污染源所产生的多种污染成分在棕色土方中共存。

基于此，必须对棕色土方进行科学系统的污染调查与检测，才能准确地判断其中的具体污染成分。棕色土方中的气态污染物可能包括挥发性有机物或半挥发性有机物所挥发出的气 体，和(或)垃圾填埋气体；固态污染物可能包括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石油烃、农药 等；液态污染物可能包括垃圾渗沥液和(或)污染羽等(图5)。

5.3 “棕色土方”与污染治理

依据“棕色土方”中附着的具体污染物质，棕地治理可以与环境工程学中相应的备选修复技术进行对接。由于棕地上原工业活动与场地用途的复杂性，场地内的污染物质多数情况下呈现为多类型并存的混合型污染，需要用到多种不同的修复技术进行污染治理。

棕地修复技术的研发工作仍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根据当前修复技术的成熟程度可以将其划分为成熟型、创新型与新兴型3种。成熟型技术的应用效果与运行费用等相关信息已比较完备，这类技术基本包括空气注入、生物通风、封装、挖掘、焚烧、抽出—处理、可渗透反应墙和土壤气相抽提等。创新型技术的相关数据还不完善，其全面推广还受到局限，此类技术具体包括生物修复、自然衰减、土壤水洗和热脱附等。新兴型技术仍主要处于实验室及场地测试与先锋项目的应用阶段，具体技术包括土耕法和植物修复等[10]。经济有效且周期短的修复技术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棕地再生场地修复实践所探索的目标，随着环境工程学研究的持续发展，“棕色土方”概念中承载的“污染”信息就像预设的一系列插口，可以根据其具体成分与新的技术实现对接(图6)。

5.4 “棕色土方”与景观系统构建

在实际的棕地再生项目中，场地的污染治理往往需要通过土方工程得以完成，被修复土壤的土方量是重要的环境修复指标,例如在描 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棕地修复时,“挖掘、 处理和修复大约150万m3的土壤”是该项目可持续性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11]。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千禧公园项目中，甲方对于美国知名风景园林师彼得·沃克先生(Peter Walker)提出的首要设计要求就是处置场地中遗留的大量污染土方，沃克也以此为灵感在公园中设计了数个锥形山体，不仅通过覆盖隔离策略满足了环境工程学方面的修复要求，同时将这些土方塑造为具有可识别性的公园地标1。

景观系统包括3个基本自然要素，即地形、水体和植被。棕地再生过程中景观系统的构建 与“棕色土方”关系密切(图7)。

1) “棕色土方”与地形：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治理棕色土方，其土方量均会显著影响场地空间地形的塑造，将“棕色土方”在原场进行消纳的要求往往成为塑造丰富地形的契机。

2) “棕色土方”与水体：雨水流过“棕色土方”时会将其中的污染物质携带转移，造成下流水系及地下水体的污染，因此棕地中水系的设计需要阻隔雨水与“棕色土方”的接触，并与可持 续的雨洪收集、净化及循环利用系统相结合。

3) “棕色土方”与植被：处于修复过程中的“棕色土方”仍然含有一定的有害物质，只有某些特定的修复物种或抗性强的物种可以在其上生长。被隔离的“棕色土方”上即使覆土，受土层厚度局限，可种植的物种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特别选择。

6 究竟多干净才算干净?基于风险评估的棕地治理

既然“棕色土方”是“污染”的物质载体，那么棕地再生就需要将棕色土方中的污染清理 “干净”，清理到什么程度才算“干净”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引入“基于风险评估”的污染治理理念。在美国《超级基金法》颁布之初，污染场地通常采用严格的场地修复目标值进行管理，即对每种可能的污染物质设定唯一的安全范围，场地的污染修复必须使其控制在该范围之内，目的是“全部和永久地”清除污染。在实际修复过程中，这种绝对值制度往往导致修复成本极高，令人望而却步，反而阻碍了污染治理的进程。

随着美国《基于风险的矫正行动标准指南》 (Risk Based Corrective Action,简称RBCA) 等文件的发布，许多国家逐渐采用了基于风险的场地管理理念，即从风险控制的角度，以确定场 地污染是否会对受体(环境与公众健康)造成风险为目标，选择最为经济有效的风险控制手段，例如采用制度限制(如限制场地用途)、工程控制措施(如采取阻隔技术)或进行修复[12-13]。

这种基于风险评估的治理方式将污染治理与土地利用联系在一起,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再利用场景可承受的风险水平各不相同。场地修复的目标不是将污染物彻底而永久地清除出场地，而是根据不同的土地目标用途选择适宜的手段将污染物的暴露风险及其对人体健康与环境的威胁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比如对将被改造为居住区的棕地而言，其修复标准就要高于以商业或工业为再利用目标用途的场地。

对于“究竟多干净才算干净”的回答，不是一个简单的绝对值，而是要针对具体的目标土地用途场景，使污染对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的风险被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则算干净。污染治理决策需要基于土地利用方式，这就要求环境工程人员与场地设计人员在项目初期即展开合作。

从人体健康的角度而言，污染的风险控制就是要避免附着有超标污染的“棕色土方”与人体发生接触，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目标通过3种方式来实现(图8):

1) 隔离：通过黏土、土工膜、混凝土盖板等隔离手段将棕色土方封闭起来，以实现阻隔其与人体发生接触的目的;

2) 修复：通过物理、化学、生物或复合的修复技术将棕色土方中污染物质的浓度降低到安全范围以内;

3) 外运：将场地内的棕色土方运输到他处 进行处置，将项目场地的风险进行转移。

最后一种方式将棕色土方从原场地彻底 “运走”，则与普通开发项目的场地无异，不再具有棕地的特殊挑战，可按照一般项目的设计与建设程序进行。尽管“外运”的异地治理策略是中国当前棕地再生中采用最多的治理方式，但“外运”的过程易造成运输途中的二次污染及新棕地的产生，有时甚至只是简单的污染“转嫁”，不应予以提倡。

7 结语

棕地再生项目可以通过对于“棕色土方” 土方量的测定，根据其具体污染成分与程度等情况确定备选的治理方式，并明确各种方式的预期费用与实施周期及其对景观空间设计的影响，从而对不同的治理方案进行比较选择，对项目工程量进行评估。风景园林学与环境工程学的专业人员在棕地再生项目的初期尽早展开合作，既有利于选择最为经济有效的场地修复方案，也为景观空间的营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可塑性。“棕色土方”概念的建立致力于使风景园林专业人员与环境工程专业人员之间能够以同一个语义框架进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双方更为行之有效的协同合作。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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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晓笛/1977年生/女/北京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特别研究员/美国注册风景园林师/清华大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城市棕地及废弃地的景观再生、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北京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