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风景园林理论的发展脉络

王绍增 / WANG Shao-zeng

摘要：《中国园林》创刊以来的30年间，中国的风景园林理论发展可大致分为前后各15年的两大阶段：在封闭环境中探索的前15年(1984—1999年)和在开放中激荡的后15年(2000—2014年)。对于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人居环境领域，新东西进来必须有比较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支撑和一定程度的实际接触及亲身体验，以及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而这些在第一阶段是不具备条件的，因此此时国内在园林理论上的主要努力和成果，集中在对传统园林理论的研究和总结上，其大多数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很高。第二阶段，风景园林学科的经济基础和开放条件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跟随着学术交流的彻底开放，理论系统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随之是长达十数年的实践和理论大激荡。近年来，中国的风景园林界正通过思考和比较，大踏步地推进中国风景园林理论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风景园林；理论系统；发展阶段；多元化；《中国园林》

Abstract: In the three decades since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as founded, China’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ory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15 years (1984-1999) and later 15 years (2000-2014). Because the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needs a lot of manpower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n the first phase China does not have these conditions, so the domestic main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ory field focused on the study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and the most research results have high credibility.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mind-opening conditions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had a fundamental change, especially with the academic exchanges open thoroughly and the theory system scenes also presents a diversification, there was a big upheav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in China continuing more than ten years long. In recent years, China’s landscape architects is thinking and comparing about every theory system and facilit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ory system.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ory system; phases of development; diversification;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改革开放以前的30来年里，除了前苏联外，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基本上是隔离的。斯大林时代的基本文艺理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也控制了中国的园林理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真正文化传统的延续和现代园林创作的发展。但这种理论也有2点好处，中国园林传统至少在形式上受到“民族形式”的庇护，而“社会主义内容”将为全体公民服务的思想真诚地带进了公共绿地的规划设计建设。顺便说一句，有人说直到现代西方“民众参与”的思潮在中国传播之前中国园林只为私人服务，实在是一种无知。

“文革”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思潮有如春潮，汹涌澎湃，20世纪80年代，是国人主要通过翻译书籍、画册和电影电视大量吸收世界最新思想、理论、科技、文艺的时代，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及其前身中国建筑学会园林分会(对外称中国园林学会)也是在此背景下诞生，从而诞生了《中国园林》和《园林》这2本学会主办的科技刊物。在这个过程中，本刊的前辈余树勋、陈有民、王秉洛、何济钦、陈明松等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刊物诞生后的30年，中国的风景园林理论发展可大致分为前后各15年的两大阶段：在封闭环境中探索的前15年和在开放中激荡的后15年(2000—2014年)。

1 在封闭环境中探索的前15年(1984—1999年)

对于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建筑、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的人居环境领域，新东西进来的速度慢得多。显然，它们与只看几张照片，听几盘磁带或读几本小说就可以模仿的纯艺术相比，学习和推广起来要困难许多，必须有比较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支撑和一定程度的实际接触及亲身体验，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这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不具备条件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在园林理论上的主要努力和成果，集中在对传统园林理论的研究和总结上，这也一定程度上是借了批判四人帮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东风。现在看来，当时虽然研究条件很差，资料难觅，也没有现代数字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但研究者多持有纯学术态度，大多数研究成果是可信的，比之后世一些肤浅浮躁的“研究”更令人信服。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事件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第一版)的编辑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次集中全国学术精英对后世所称的人居环境学科群的研究成果做出全面汇总，而且现在看来对学科的发展起到2点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是首次在我国正式将建筑、园林、城规3个学科并列；二是对学科的概念做出了权威的阐述，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园林史成为当时被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原国家建委为2套书立了项，即汪菊渊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园林史》和陈植先生主持的《中国造园史》。虽然这2套书因各种原因拖延到2000年以后才正式出版，但主体工程都是90年代完成的。周维权先生独立完成的《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一版)也在此时发行，成为在上述2套书未出版之前最受推崇的中国园林史版本。此外，张家骥、任常泰、安怀起、周武忠等人也有相关著作问世，但或由于资料较少，或由于学术基底不够深厚，或由于研究方法尚不够严谨，所以影响不如上述3本书。

与此同时，对中国古代风景园林文献的搜集和注疏，也掀起一波浪潮。在资料蒐集方面，同济大学出版社的《建苑拾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圆明园》(上下两册)、江苏科技出版社的《江苏园林名胜》、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西湖游览志》、重庆出版社的《蜀中名胜纪》等批量涌现。在古籍注疏方面用力最勤的是陈植先生，他先后出版了《长物志校注》(江苏科技出版社) 、《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安徽科技出版社)等，其中《园冶注释》成为后世对《园冶》研究的最重要基础参考资料，当列入世界园林名著。

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研究，这时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高潮。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敦桢先生领衔的巨著《苏州园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而陈从周先生的《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园林谈丛》(上海人民出版社)、《梓室余墨》(三联书店)等，成为解说江南文人园林的经典。此外，集成了宗白华、孙筱祥、刘管平、赵长庚、张锦秋等人论文的《中国园林艺术概观》(江苏人民出版社)、彭一刚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第一版，江苏文艺出版社)、王毅的《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以及一些对颐和园，避暑山庄和扬州园林、杭州西湖、岭南园林、四川园林等个案的研究，都是对当时乃至后世颇有影响的著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开始重视风景名胜区的工作，相应地，对山水美学的探索，风景名胜资源的清理，以及风景区规划的研究工作开始起步，前者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山水与美学》论文集，收集有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王朝闻、李可染、黄宾虹、刘海粟、王元化等人的论文；中者如段宝林的《中国山水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中国的地域风景划分为15个类型；后者有丁文魁主编的《风景名胜区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对我国风景名胜区规划乃至后来的森林公园、水利公园、地质公园、旅游区等的规划都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努力向外看和向外边学习的心理，此时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不断膨胀的，在实践里也在慢慢展现：出现了首批外派留学生；在深圳出现了所谓“抽象园林”的设计；通过短期的外访和交流，中国的一些专家开始接触国际动向，当时最重要的潮流是对生态的关注，直接导致上海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生态园林”的概念；此外，一些单位率先引进计算机辅助设计，陈自新等负责的《北京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的研究》和黄晓鸾等完成的《城市生存环境绿色量值群的研究》课题，章俊华《规划设计学中的调查分析法》的系列文章，俞孔坚关于风景评价方法的硕士论文首次将景观评价科学方法引进中国等，都是这时期园林科技进步的热点。

1999年举办的A1级的“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是首次在中国举行的真正世界级大型活动，让大量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国外的园林，让各省市开始探索和总结自己的园林风格。这次活动开辟了中国热衷于举办此类大型博览会和有机会大量从事这类项目(包括奥运会、世博会)的规划设计的一个新时期，长远看必将对中国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 在开放中激荡的后15年(2000—2014年)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中国政府将城市化作为对策之一，并启动了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风景园林学科的社会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建设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工程的需求发生暴发性增长，一方面在教育学科体系中风景园林专业被取消，这使一向比较稳健发展的我国风景园林研究轨迹开始出现扭曲，加之受到紧接着的我国成功加入WTO，国外设计机构大举进入中国，首批留学生陆续回国，计算机辅助设计特别是“效果图”的普及等大势的影响，随之出现的是长达十数年的实践和理论大激荡。

这场大激荡是从学科的名称之争开始的。西方人对大地上的风景(landscape，由“土地”和”样子”两部分拼合而成，可参见wikipedia，它被日本人翻译成包容一切可见事物但没了土地并过于偏重视觉又无视大自然规律的“景观”，是十分荒诞的)的认知比中国人要晚千年左右，虽然于160年前形成学科，强调了向科学转化，但并未改变学科的处理“人类的室外环境”之本质，而且汪菊渊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园林学的定义一点也不落后于LA(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理念。所以当有人提出要革掉园林的命，用景观替代之的意见后，引起了一场大争辩。这场争辩以国家教委2005年设立风景园林专业硕士和2011年确立风景园林为一级学科作为一个阶段的结束，但我觉得有金融资本的扩张为靠山，追逐感觉刺激的全球浪潮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与学科名称的争议的同时，21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爆发式的城市绿地和风景名胜建设的猛烈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引起学界注意，例如对“草坪风”“大树移植风”“硬地铺装风”“人造景观风”“城市美化风”“崇洋媚外风”等都提出很多严厉批评。现在回想起来，其中很多是非本来是很明确的，且大多由于初步接触国外文化的地方长官和房地产商造成，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至于有人将这些问题与学科名称之争搅和到一起，现在已基本失去市场。

学科名称的争议引发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争论的一方主张用全球化视野审视中国园林文化，强调指出传统园林的主体是私有的，小农的，缺乏科研支撑的；另一方则力图用中国文化审视全球化和西化思潮，发现当下流行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比较公允的意见认为广纳百川，中西兼容，协调发展，才可能是中国乃至全球的正确方向。

这个时期里的2011年，正好是《园冶》完稿380周年，也是其作者计成(依中国传统)430周岁纪念，学界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收获颇丰。我希望以此为基础，再过20年，《园冶》的400年大庆能成为世界瞩目的大事。

现代景观的大旗之一是采用科学方法，除了对自然规律的研究，也包括对社会和心理和生理(特别是视觉)的研究。于是，跟随社会科学中大量采用科学方法，许多新方法被引入风景园林学科研究中。这一类论文数量增长很快，如千层饼法、德尔菲法、问卷调查、数理统计、评定量表、模糊数学、层次分析(AHP)、美景度评价(SBE)、数学模型等。对此，我认为应该采取“两点论”的观察：一方面，看到它对学科理性化、精确化的意义，看到它是学科成长必经之路，而且对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要认识到即使这些研究非常严谨，水平很高，其结论只是人类长期发展线路上一小段的近似模拟，不可无条件地迷信下去。何况，风景园林学科的大多数人对科研方法特别是数理方法的修养不高，经常出现错误的理解或套用，很多读者又对数字和方程式有一种恐惧性膜拜，容易谬种流传。举一个例子，2014年8月10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译文《人工湿地净水厂》，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750hm2(2000英亩)的乔治.香农湿地每天可处理约300m3(6.5万加仑)污水(我找到了原文，没有翻译错误)，可是我们上海世博会的湿地只有2hm2，却宣称可以每天处理2 400m3的污水，虽然二者对净化的目标不同，但二者效率竟有3000倍的差距！我们信谁？须知达拉斯和上海都位于北纬30度附近大河河口三角洲之上，只不过一个在大西洋西岸，一个在太平洋西岸。

现代景观的另一特征是大量借用西方艺术学和设计学的各种流派学说作为理论支撑，从而涌现多元或多义的面貌，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具象派、抽象派、语义派、符号派、地域主义、极简主义、参数设计、格式塔理论……虽然让人眼花缭乱，但总而观之，可将其优点集中到一点，即是有利于创新。对此，我们同样应持“两点论”的观察：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表现得较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竞争能力，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国人必须努力克服之，否则难以追上和超越现代的发达国家，更无法完成改造当下这个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要看到，唯心主义所掩盖的是人性中的贪欲，过分纵容创新总有一天会受到老天的惩罚，这也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延续5 000年的中国文化的高远之处。此外，我还想强调，人居环境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的艺术思想，决不能无条件照搬其他艺术设计学的理论，因为我们要耗费大量的自然与社会资源，并真实地改造地球生态环境，一旦出错，其后果将极为严重。

冷静地观察世界上各种体制，公平分析各种文化，越来越成为世界思想界的主流。当奥巴马宣称他的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时，他是在证明自己在思想界不过是个侏儒。近几年，中国的风景园林界通过思考和比较中国和世界的相关理论，正在大踏步地推进中国风景园林理论体系的建设，以清华杨锐教授的论文《论“境”与“境其地”》为代表，一个有别于西方传统的画面观、刺激观、机械观、孤立观、极端观、唯利观的中国风景园林理论体系，正在成长壮大，我估计再有几年便可基本成型。到那时，我国的学者和学生不必再“言必称希腊”地只会引用西方文献，大家共同戮力建设自己学科的良性大环境将逐渐形成，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建树和科研成果将喷涌而出。相应地，大批中国自己的实践家也会涌现，中国的大师将踏遍全球地指导世界。我想，这就是中国风景园林人的中国梦！

注：此文曾发表于《园林》杂志(2014年第10期)，内容有所增删。

作者简介：

王绍增/1942年生/男/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本刊主编(北京 10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