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 美人繁花的乐土

导读

吴欣/美国西南大学亚洲艺术和建筑史客座教授

萧驰博士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专注于魏晋思想与中国诗学、中国古典诗学与思想史、中国诗学与佛教以及明清文人文化与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研究。已发表多部中英文专著，包括：《佛法与诗境》（北京：中华书局，2005）、《中国抒情传统》（台北：允辰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99）、《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本文选自他的英文版著作《中国园林作为诗意的归所：石头记通考》（密西根州立大学，2001）第六章“大观园——美人繁花的乐土”。

尽管《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虚构的，但它依然是世界园林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为人们展示了明清园林构筑规划的详情，更为重要的是传达了园林中日常起居的生活信息。在今天关于中国园林价值的大讨论中，我们已经对文人园的视觉、空间和建筑特色有了很多研究，但对传统中国园林的生活、日用和功能性价值的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中国文人们在园林里除了休闲活动以外到底还做些什么？山石、花木、流水、亭台是不是就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全部？丰富的中国艺术和文学史料已经促使许多在西方的艺术史学家和汉学家们对中国花园景观文化进行更为全面的审思。略举两例：士大夫们的“园记”中关于园林别业的描写常常涉及到乡村景色和农业生产，以山水见长的文人画（比如明代文徵明的31景《拙政园图》）描画了许多现存苏州园林中见不到的丰富的自然景象。这些不仅令人想到山水观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同时更强调了园林不仅仅是设计和园艺，而且与历史上一人一地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的演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清是江南文人园林的兴盛期。萧博士对大观园的研究将花园的兴衰放到皇朝末年危机四伏的士大夫文化的大背境下，通过对大观园与另外两种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园林类型——女性化的才子佳人园和男性化的高人逸士园——的比较，作者指出大观园既是二者的综合，在价值论上又是对二者的超越。最后，文章向读者进一步提出：“美人繁花的大观园是如何成为男性诗人遁隐园的象征呢？在这种性别转换的表象之下的文化架构又是什么呢？”

大观园 美人繁花的乐土

撰文 （新加坡）萧驰

翻译 南楠

《红楼梦》情节中爱情主题的重要，或许令人把大观园与一类花园相关联——它是才子佳人戏曲、小说中为恋人所设的程式化场景。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①大观园中宝玉和黛玉以《西厢记》、《牡丹亭记》中男女主角自况，也似乎强化了园林和爱情主题的关联。在上述戏曲中，园林是感性快乐的所在。为理解小说主题和形式的纠结与大观园的关系，吾人不应漠视这一渊源。然而，对于本文的讨论而言，《红楼梦》中大观园与才子佳人传统小说中园林之不同，无疑远比二者间的相似更为重要。与浦安迪(Andrew Plaks) 追溯此一情欲场景至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的巫山②的做法不同，我以为此类恋人之园最早的原型应是白居易新乐府中的《井底引银瓶》一诗。园子的意象在诗中一掠而过：

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除了墙头顾郎的少女形象重塑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东邻之女外，这个场面中还可以看到李白《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情景的影子。此诗生动描绘了早熟的少年男女之爱。白氏此诗成为元代戏曲家白朴《墙头马上》的故事蓝本，后者将男主人公从一浪子改写成能与相爱之人结为良姻的重情之人。③花园也由此成了情爱的庇护之所，并为其后相同主题的戏曲开创出模式④，再次作为程式化的场景花园在明末清初小说中的两支——淫欲故事⑤和才子佳人故事⑥中出现，并各自生发出不同的意义。以下我将讨论戏曲小说中恋人之园主题意义的三个方面。首先，在更早期的戏曲中，鲜花盛开的园林总催发着恋情⑦。自《墙头马上》开始，几乎所有关乎情爱的戏曲和其后的这类小说皆以花季——通常是中国农历三月中旬，作为开始的场景。恋人们在花树下相遇，然后在园中（通常是女孩的园林）赏花。汉语中，“春”兼有春季、花的盛期、青春期——即人类性欲的盛期（不妨从“春心”去揣摩）的意味。然而，这个季节也同时意味着花儿即将凋零。花的无可避免的凋谢也提醒少女：其如花的美丽也会凋谢。《墙头马上》的女主人公李千金唱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