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杨锐教授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eritage –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NG Rui, Dea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风景园林》:《世界遗产公约》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11月16日通过的,它致力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到今年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您是世界遗产方面的专家,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世界遗产这40年的发展脉络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杨锐:世界遗产属于世界国家公园运动的一部分。1972年通过《世界遗产公约》恰逢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成立100周年。因此,如果追溯广义上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1872年。就狭义的世界遗产地来讲,国际社会最早是在1959年开始进行保护埃及阿布辛贝尔神庙的努力,因为当时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可能会淹没神庙,国际社会希望筹集8 0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神庙保护。由于这个成功的案例引发了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制订和通过,并扩展至自然遗产。
对发展脉络和整个趋势的判断,可以用4句话来概括。第一,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从最初欧洲、北美的一些国家,到现在影响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共有13处,涉及当时178个缔约国中的8个国家;到2011年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共有936处世界遗产,涉及188个缔约国中的153个国家或地区。最初主要是相关专业领域的人士关注,到现在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游客、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都在关注世界遗产。申报的数量也是逐年递增,从刚开始的鼓励申报到现在已是限制申报的局面。第二,种类越来越多。最初的世界遗产主要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后来又陆续加入了混合遗产、文化景观、历史城镇、工业遗产、遗产廊道等等,种类更加多样。第三,门槛越来越高。中国在1980年代中后期,一年申报的数量很多,1987年一年就有6项列入世界遗产清单。到2000年澳大利亚“凯恩斯决议”后,确定下来是每国只能申报一项,2004年“苏州决议”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又调整成为两项。以前的世界遗产申报可形容为“大门洞开”,现在基本上只留着一个“门缝”。这种形势要求遗产申报要更高质量,自己的价值论述和国际比较要足够强,保护管理方面要做得足够到位,才有可能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单里面。第四,保护管理越来越深入。最初保护管理的理念、手段及研究都没有现在这么强,现在包括定期报告、监测指标和标准的要求都是越来越严,而且在保护和管理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现在绝大多数世界遗产地都要求编制保护管理规划。
《风景园林》:中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您能否谈谈世界遗产事业对国内遗产保护事业的意义?
杨锐:意义非常大,如果没有世界遗产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国家在世界遗产的申报、管理、保护和规划方面都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1990年代,我刚开始做风景区规划的时候,很多风景区从里到外环境存在很多问题。但这几年再去,入口区等各个方面整治都非常好,超出我的预期。实际上,1990年代的时候,我对中国风景区保护管理较悲观,但现在开始乐观起来,能够做到现在的样子还是很不容易的。这也归功于世界遗产在申报、保护管理和规划中的要求以及管理者、公众理念等的提升,这种进步是非常显著的。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对国内遗产保护的推动意义非常大。中国的世界遗产如何对世界遗产保护事业作出贡献,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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