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市公园绿地形态演变 语境与模式

The Evolution of Urba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in Xi’an Contexts and Modes

刘晖 薛立尧 王芳
LIU Hui XUE Li-yao WANG Fang 

摘要：西安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公园绿地形态的形成和演变，伴随着“园林、绿化”在不同时期语义内涵的变化，及其设计营建模式的改变；并遵循着历史遗址地上建设公园开放绿地的一贯做法，使得公园绿地空间体系反映历史城市的格局特点。详实地描述和梳理建国以来5个历史阶段的建设发展过程，从基础“植物种植”和传统园林式、遗址地上新建公园花园、城市大草坪装饰性种植，到汉唐风格公园广场绿地的城市经营模式，评析“园林”、“绿化”等行业术语在不同时期当下语境与模式的演变对公园绿地形态的影响。

关键词：风景园林；公园绿地；研究；遗址公园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1K151）

Abstract: Urba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in Xi’an are developing during Xi’an’s urbanization. With the changing connotations of ‘gardening’ and ‘forestation’,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mode of urba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is evolving as well. Most of the parks are built on the relics and the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yout of ancient Xi’an. This article explored five development phases of urba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in Xi’a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Urba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are evolving from the basic plantation to traditional gardens, from the new parks and gardens built on the relics to the decorative urban lawns and to green open spaces with taste of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also reviewed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gardening’ and ‘forestation’ to the form of urban parks and green spaces under contemporary context.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Parks; Research; Relic Park

Fund: Shaan Xi Province Social Science Funding (No. 11K151)

人们用于物质环境营建所创造和使用的词汇，其语义会影响人们形成固有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不同时期都具有其当下特殊的语境，并通过建造活动固化为设计营建模式，影响城市形态。任何语汇在不同时期会拓展新的语义，但在当时不可能有明晰的定义，日后不断地梳理和总结，有利于正确地理解和使用，促进良性发展。1952年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提出11项城市建设内容，其中第5项就是城市的公园、绿地；1958年第一次全国“城市绿化会议”，在第二年就改为“城市园林绿化会议”，由强调“广植树木、普遍绿化”转化到“城市园林化”的观念；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城市园林绿化暂行管理条例》后，为了避免“园林绿化”一词产生的误解，条例名称加了一个“和”字，成为《城市园林和绿化行管理条例》；1994年在继《城市绿化条例》外，提出《城市园林条例》[1]。城市公园绿地建设，一直都伴随着“园林”、“绿化”语义变化所形成的观念影响，这两个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专业和行业术语，长期以来以传统造园思想、园林要素和植物种植影响公园绿地的设计模式。今天现代城市特色风貌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时代诉求，带来新的语境，但设计思想和手法的突破，需要给予“园林”、“绿化”新的释义。

西安城市公园绿地形态的形成和演变，代表了我国城市公园绿地建设的普遍性特点。同时，西安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城市空间格局，使得公园绿地的建设具有与其他城市的不同点。自20世纪30年代起，几十年来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强烈意识，不同观念和设计手法，公园绿地建设一直是依托于重要历史遗址地的分布，而逐步建设形成。梳理公园绿地建设模式及其演变的过程，有利于对今天的城市公园绿地风貌价值的再次认识（图01）。

1“园林”和“绿化”的含义

普遍认为，“园林”一词出现于西晋（265-316年）以后，至今1 700多年。今天“园林”一词简单地说有两层含义：一是代表中国古代皇家苑囿到私家园林的传统造园形式，挖池筑山，种植花木，建有亭廊，营建山水境域，供人游赏之地；一是蕴含传统的造园手法，代表由假山、水体、植物种植和小品建筑物等要素构成美景供人游赏的场地。

20世纪50年代“绿化”一词的出现源于1952年由苏联学者勒 勃 卢恩出版，1956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绿化建设》一书[1]。1958年毛主席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绿化”一词被社会广泛使用。在城市环境中，这种苏联风格的植物种植多采用几何形式和中轴对称的手法，绿篱和成行的树木开始出现在城市建筑前广场和街道两侧，以及厂、矿、院、所单位环境中，这种风格依然延续至今。

建国60多年间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发展，“园林”、“绿化”的含义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一来人们一直被传统的园林思想所影响，“园林”一词被行业和专业人员、政府管理者所广泛使用，由此带来的传统造园空间模式和园林要素使用至今。“绿化”一词一直是政府公文中用于环境建设的关键词之一，虽有时与“园林”一起组合使用，有时与其他辅助词语组合，如“城市绿化”、“公园绿化”、“道路绿化”等[2]，但都无法挣脱一种“植物基础种植”的主观意向和实施手段。

文中描述的城市公园绿地包括各类普通公园、花园以及开放性公共绿地。公园亦包含专门化公园，如动物园、植物园和儿童公园等。文中的花园是指小规模的、带有单一功能的建筑附属花园或庭院。绿地一般含有城市广场绿地、城市开放绿地，以及开放的带状绿地等。

2 建国前西安公园绿地形态

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民国政府管理下，西安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得到良好的发展。1916年，清王府花园莲花池改建莲湖公园，占地6.4hm2，是西安首个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公园。1927-1929年，6.4hm2的革命公园和2.67hm2的建国公园相继建成开放，建国公园在1961年改为儿童公园。1934年左右，在北城墙外原唐大明宫丹凤园原址上，丹凤公园的建设被列入规划，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公园建设的土地被一直占用而搁浅。1932-1933年间，西安的道路两侧新种了164 930棵树。1939-1943年，西京筹备委员会在大明宫太液池原址上建设张家村苗圃，栽植2万棵树苗[4-5]。

期间，西安城内还留存着一些著名的私家花园，如杨虎城将军住所止园、柯式家族的半园和某银行家的东关花园（该花园以栽植100多种牡丹而著称①），这些花园解放之后多被破坏。1942-1945年，市政建设委员会和西京筹备委员会被相继废除，抗日战争结束后西安卷入内战，城市建设停滞。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西安的城市公园绿地，由3个破败的公园，即建国、革命和莲湖，以及一些私家花园、城墙林带和近2.4万棵行道树所组成。

3 建国以来西安城市公园绿地形态的发展演变

3.1 20世纪50年代：街道乡土植物种植、遗址地上的苗圃和兴庆宫公园

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西安城市的基础绿化系统初步建成。政府通过“人人动手，家家种树”②的方式来号召市民在宅前屋后栽花种树，强调街坊绿化[1]，在没有任何规划前提下，桃树、泡桐、榆树、皂荚、三角枫等大约30多种乡土树种被广泛栽植，近14万棵树木出现在西安的街道两侧，城市一片乡村景色。

1955年西安的第一轮总体规划出台，绿地系统规划划定城市中一些区域必须为永久性绿地，其中多为历史遗址用地。根据当时的城市建设的政策，政府决定公园绿地启动之前，先建设一些苗圃。包括太液池和东关花园在内，6个在原有历史遗址地上的新苗圃开始建设了，总面积161hm2之多。这一举措即保留遗址环境及公园建设用地，由具有植物育苗储备功效，在条件具备时，这些苗圃相继都被建成公园。1959年，位于城区西郊的大庆林带建成，这是1950年代城市规划功能区划工厂区与生活区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今天已成开放性绿地，而位于东郊的幸福林带，只保留其格局而未能实现[3-6]。

这里必然会提到当时西安主管副市长杨晓初③，由于他本人对于历史和考古方面的兴趣，提出在兴庆宫遗址上规划建设兴庆公园，恢复西安东郊著名的华清宫遗址、西安南郊南五台刘澜涛别墅以及华山西岳庙。由此而带来这一时期代表工程兴庆宫公园的规划建造④，历时1年半，1958年竣工，是由公众义务劳动完成的政治性任务[5]。公园选址在唐长安城三大内之一兴庆宫宫殿遗址上，整体空间布局采用典型的一池三山皇家园林的山水模式，而公园主入口（南入口），由南北长188m，东西横跨155m的轴线几何形布局，是因为设计者曾留学法国而受到的影响。公园占地52.2hm2，人工湖面积14.08hm2，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公园（图02）。

建国初期西安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全面开展，由于缺少专业的总体规划以及足够的资金支持，绿地形态表现为基础种植和历史遗迹地上的苗圃建设。尽管杨晓初副市长从未出现在报道中，但他对西安城市绿地建设所作出的努力，今天仍被熟知历史的人称赞不已。

3.2 20世纪60年代：骨干树种替代乡土树种

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仅有的苗圃变成了农田，公园建设停止，城市中的公园和花园也都变成了耕地。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1963-1966年间，西安公园绿地建设进入繁荣期，这要归功于主管副市长徐步⑤。徐市长来自南京，南京以其美丽的法国梧桐树而闻名，受此影响，西安的绿地系统和植被开始改变，选取国槐（Sophora japonica）、雪松（Cedrus deodara）、法国梧桐（Platanus orientalis）和白杨（Populus tomentosa）4种骨干树种来取代原来的乡土植物⑥，其中雪松和法桐均是来自南京绿化树种。徐市长从南京请来大批专业人员来到西安指导，并派工作人员到南京去学习，西安与南京绿化风格趋于相似。

1965年西郊的任家庄苗圃被改造成为了占地7.13hm2的劳动公园；1966年大兴善寺公园被改建成为了新丰公园，就此转变成了社会性佛教场所[5-6]。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整齐的树木栽植给城市带来显著的变化，成为西安城市绿化基础骨架。今天西安城充满优美的林荫道景观，归功于这个时期的绿化种植。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城市就此淡化了本土植物带来的地域风貌特征（图03）。

3.3 20世纪80年代：历史遗址及环境大量兴建公园花园绿地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园林”、“绿化”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表遭到被毁坏。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公园绿地遗址地上和原苗圃上开始建设，而这一时期的“铁腕市长”张铁民⑦组织并大力地倡导城市环境建设。

1980-1988年间，大雁塔脚下，建成一处景色宜人的风景园区。它占地37hm2，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花园，如日本风格的清流园、传统中式风格的曲江春晓园、盆景园、蔷薇园[4-5]，以及张锦秋主持的“三唐”工程，从唐华宾馆主庭院“山池”中“岛亭”、“浮廊”、“水榭”传统园林空间设计，到整体建筑群落“奔趋”⑧思想[7]。后来，清流园、盆景园、蔷薇园在2003年的雁塔北广场的建设中被拆除了。1980年代建造的这一系列花园绿地，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极具造园品质、精心施工打造、蕴含思想精神的佳品，承载着西安市民各种游憩活动美好的回忆，成为宜人、怡人、冶人的胜境。

在距市中心3km外东南方向长安六冈之一，唐代广负盛誉的乐游塬上，青龙寺被修复，一组幽静宁谧仿唐建筑院落连同花园，坐落在当时还是远离城市繁华的高地上，成为市民郊外踏青游赏的又一佳处。

同期，成立西安城墙建设委员，修建环城公园。1983年建成开放，延伸14.6km的风景带成为西安城的核心公园，设有36个入口，并规划建设一些小型功能性花园，如为老年人服务的“松园”[8]。虽然是线性很强的带状空间，公园依然采用了传统造园手法，自由式栽植的林带，以及亭台、假山等，建成初期，明显与庄严、规整的军事防御功用的城墙、护城格格不入，但被广大市民接受，环城公园象征了西安市民的骄傲，林带与城墙构成西安标志性景观。

3.4 20世纪90年代：大草坪和装饰植物的绿色广场

在这一时期，“绿化”的语义内涵受到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花园城市“现代化”形象的影响。绿化模范大连、张家港成为了全国首批“现代都市”，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城市中有大型广场、大片草坪以及宽阔的街道，以及整齐修剪的绿色植物、大片平整常绿的草坪、盆植的花草。

1987年始，西安城中新城广场、未央广场、北门广场和玉祥门广场等一批城市广场应运而生[3,8]，连紫薇花园小区亦是如此。南门广场绿化、钟鼓楼广场绿化以及二环路的道路绿化带等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无一例外地采用装饰性绿化模式。城市显得十分干净和整洁，但这些绿地却不允许公众进入。夏日居民进入绿化带的纳凉行为，被指为道德败坏。城市绿化似乎更为“现代化”的形象符号，而失去了它本该具有的功能。

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工程是南门广场（图04）。南门广场实际上是一个交通环岛，作为西安明代古城的主入口，成为西安城市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节点，1990年代改造成为绿地广场，2001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首选西安并举行入城仪式。

这种新形式的“绿化”不仅视觉明快整洁，而且短期成景，非常适应城市建设的加速度需要，政绩形象凸显。今天对这种绿化风格普遍持一种反思的态度，“绿化”的新语境带来城市风貌的改变。

3.5 2000年来：文化产业主导下的遗址地广场、公园、绿地，生态理念引领建设，“园林”、“绿化”逐渐失语

进入21世纪，在民族文化复兴和城市文化自觉的背景下，西安的城市建设思路日渐清晰。既要彰显文化传统方面的城市特征，又要加强城市竞争力。

（1）大雁塔南北广场，带动整个区域的风貌改进，拉开了文化产业建设大潮的序幕。2001年初，大雁塔南广场的建成，它占地2.17hm2，包括玄奘雕像、草坪绿化、花岗岩铺地和水面、景观桥等设施，突出大雁塔和大慈恩寺庄严、肃穆的形象，努力阐释佛文化的要义[9]。2003年底，大雁塔北广场的竣工，广场东西宽218m，南北长346m，使得大雁塔这一西安地标式的古建筑重新面向城市、面向市民而凸显了出来。自此，大雁塔地块就形成了自己的南北轴线，后续周边地块的改造和建设也就是以这条轴线展开。2004-2008年，“陕西民俗大观园”（雁塔西苑）与“陕西戏曲大观园”（雁塔东苑）以文化风俗主题修建成城市开放绿地，原“曲江春晓园”改建为“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上的“唐城墙遗址公园”，围绕在大雁塔左右相继落成[9]。作为轴线向南的延伸，大唐不夜城于2008年起开始建设，3个主题广场、6个仿唐街区，以及西安音乐厅、西安大剧院、曲江电影城、陕西艺术家展廊四大文化建筑组成的城市综合商业景观带。2010年9月26日，大唐不夜城的开元广场隆重开放，标志着这条长达1 500m的唐风步行街全线贯通。这些陆续建成的文化广场和遗址绿地，删除了1980年代建起的一个个封闭的园子和成片的树林，成为更为宽敞、开放的现代城市空间，传统造园的“园林”被替代，文化主题和保护概念的景点命名，在今天看来毫无原有的诗意。

（2）大唐芙蓉园与唐代风格遗址公园兴起。大唐芙蓉园在大雁塔东南方位，占地面积约66.7hm2，水域面积20hm2。2005年4月，在南山北池、环状水系的大格局之中，15座重要的气势宏伟的仿唐建筑分布全园，主次有序，画面感强烈[9]。大唐芙蓉园其实并不在原遗址地上修建，位于原唐代皇家禁苑芙蓉园遗址以北，这在当时引起专家学者的争议。园子持续了山水格局的皇家园林模式，突出的仿唐建筑风格，富于其辉煌的气质。大唐芙蓉园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验性模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地块的更新进行了一次完美的结合，开启了城市仿唐建筑或文化主题式遗址地公园建设新局面。

随后的2006-2010年内，一大批唐风遗址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在西安城市的各个角落先后落成。2008年7月，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和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一起免费向广大公众开放。随后建成的有“寒窑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以及坐落在汉代宫苑遗址杜陵塬上的一座唐式盆景、置石艺术的主题公园——中国唐苑。

（3）遗址保护展示新理念的大明宫遗址公园规划建设。2010年10月1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它在唐代大明宫原先的基址上进行了原有建筑、宫殿格局、苑园格局的现代展示手法重现；对于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如含元殿、麟德殿遗、丹凤门遗址等都进行了现代博物馆式的保护，并体现出了现代旅游元素。

（4）2011世园会与浐灞生态区环境治理。2004年，西安浐灞生态区成立。其位于城区东部浐河、灞河两河四岸南北向带状区域，占地129km2。生态区成立6年以来，先后实施了桃花潭生态治理工程、雁塔段千亩湖泊湿地工程、浐河碧水工程、广运潭生态工程、灞河入渭万亩湿地工程等5大生态景观工程。形成了广运潭生态景观区、桃花潭景区、雁鸣湖生态湿地、灞河湿地公园一期以及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期等众多围绕在浐河、灞河两岸、三角洲地带的城市生态绿地景观。

2011年4月28日西安世界园艺博览园建成开幕，园区广运潭选址及山水空间规划布局，依然延续了西安公园建设一贯的思想。在建筑风格方面，虽然张锦秋院士的“长安塔”依旧点明历史主题，但主馆建筑、园区环境及现代展园设计，都带来全新的设计理念。世园会的会址园区也成为了灞河广运潭生态景观带、浐灞三角洲及两河四岸园区中最核心、最集中的城市景观。

4 西安城市公园绿地形态演变评析

建国60多年来，西安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可以总结为3个特点：一是选址多位于历史遗址地，因而带来对城市历史文化认知和表达手法上的多样性；二是各个时期主要公园的规划建设一直延续山水空间模式传统造园手法，仿唐代建筑风格依然是点缀公园及开放广场绿地的主题[10]；三是由于文化产业经营模式的大规模展开，虽然遗址公园的概念被广泛接受，但“园林”、“绿化”的设计理念没有发展与其相应的特色模式，其语境逐渐削弱。

首先，建在历史遗址地上的公园可以分为4种模式。第一种，由于历史建筑依存，所以园林空间布局和遗址环境结合。莲湖公园、环城公园、小雁塔景区、大清真寺、碑林博物馆、止园都属于此种类型。这些园林环境依托原有建筑群落环境氛围而被保留或恢复，依托现存文物而具有珍贵价值；第二种是只是在历史遗址地上新建公园绿地，遗址遗存早已消失，因而新的空间规划布局与遗址历史格局没有关联，只是用公园或主要建筑的命名来唤起历史地的回忆，例如兴庆宫公园、大唐芙蓉园、南湖、长乐公园（原动物园）等；第三种，重要历史建筑周边环境改造，形成开放性的广场绿地，主要是烘托气势和突出主题形象的功能作用，如南门广场、钟鼓楼广场、大雁塔南北广场等，但历史建筑宏伟的尺度感，在现代城市空间尺度下失去了原真性；第四种，通过重点建筑复健和现代要素运用的设计手法，再现遗址地原有建设格局，保护其历史原真性，充分留有想象历史风貌的尺度感和画面感。例如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等。”“园林”语义的影响表现在山水空间模式的造园手法和园林要素的运用。山水空间手法至始至终都是公园规划设计的一贯模式，是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中保留至今、被“现代化”能够接收的中国传统设计手法，就像代表中国式建筑的“大屋顶”，其“本质和形式”两者之间的概念关系，是追求传统性与现代化途径[11]。传统手法也分为2种模式。第一种是在公共空间设计中仅仅布置传统造园要素，如假山堆石、自由式的植物种植手法以及亭廊园林建筑，在90年代前，被广泛运用在各种空间环境中。第二种是山水模式空间布局，公园大部分以传统封闭围合的形式为主，一般占据城市中的一个或大半个街区，如莲湖公园、兴庆宫公园、大唐芙蓉园到2011世园会，今天开放的山水模式景区模式也渐渐开始，如曲江南湖等公园景区等。

以上两个特点依然反映出“园林”、“绿化”语境影响。2000年来的文化产业带动下的城市经营模式，已经逐渐冲破园林绿化的语境，文化品牌定位、重金打造下的一个个广场、遗址公园成为带动城市片区建设的引擎，但是除了仿唐风格的建筑设计外，在“园林”、“绿化”语境却没有形成相应的设计模式。

5 结语

我国城市建设发展中公园绿地形态的形成，受传统造园思想手法和早期苏联绿化模式影响，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影响至今。一方面，城市建设中山水模式的公园绿地和园林要素是否能够具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如何演绎其在当下城市建设国际化等语境下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绿化种植的形式，反过来能否结合生态化、本土化以及文化建设而拓展其适应性的模式和方法？

后记：

本文基于2007年8月出版“现代世界中的古老城市：西安城市形态的演进1949-2000”一书中作者撰写的“The parks and gardens system in Xi’an since 1949, context and strategies of location, function and forms : a critical analysis”一文基础上补充修改的。增加了2000年以后的西安公园绿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以“语境和模式”的角度重新梳理论述。因原文用英文撰写并在巴黎出版，研究内容和成果无法有效面向国内读者，本次《风景园林》学刊希望以学术角度评述西安近代建设历史发展，正如这本书主编布鲁诺Fayolle吕萨克（Bruno Fayolle Lussac）教授所说，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正确地面对未来，特别是对建国来城市建设史的梳理，尤为重要。原文采取历史文献整理和见证人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记录梳理西安城市建设公园绿化建设历程以及相关的人物。再次感谢给予本研究极大帮助的原西安市绿化处李建设处长、闫天良处长、西安市园林局刘航局长，以及林芷、刘志堂、刘新发、李生延、吕仁义和佟裕哲等老一辈西安城市建设的历史见证人提供的访谈资料。

 

注释：

①源自2003年6月林芷（1920- ）先生访谈记录。

②语出1958年2月，当时的城市建设部城建局王克文于在城市绿化会议上的报告《放手发动群众，普遍植树，为加速绿化全国城市而奋斗!》

③杨晓初(1894-1977年) ，渭南县人，1954-1964年任西安市代理市长。

④兴庆宫公园的规划设计者是由曾留学法国的西北建筑设计院洪清先生和来自东北大学建筑系（当时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彭埜教授。

⑤徐步(?-1967年)，浙江宁波人，1955-1967年任西安市副市长。

⑥源自2003年6月刘新法、刘志堂先生访谈记录。

⑦张铁民 (1920-1985年)，山西蓟县人，1981-1982年任西安市副市长，1982-1984年任西安市市长。

⑧“凡画山水，先立宾主”“古塔为主，三唐是宾……奔者动也，趋者向也。‘奔趋’二字点名了‘三唐’景区空间应有的形态和动势”。引自：张锦秋.“传统空间意识之今用——‘三唐’工程创作扎记之二”[M]//从传统走向未来——一个建筑师的探索.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32.

 

参考文献：

[1]柳尚华.中国风景园林当代五十年（1949-1999）[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3,18-21,56-57,81.

[2]建设部城建司.城市绿化历程——建国以来城市绿化重要文件汇编[Z].1992.

[3]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 第二卷 城市基础设施“园林绿化”[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 328-331.

[4] The Editorial Commission of the “the Urban Construction in Modern Xi’a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IN MODERN XI’AN [M].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January 1988:165.

[5]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现代西安的城市建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6]王聚保.西安绿化[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7]张锦秋.从传统走向未来——一个建筑师的探索[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8]西安市建设委员会.西安城市建设1949-1999[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17.

[9]和红星.古都西安 特色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10]Bruno Fayolle Lussac, Harald Hoyem, Pierre Clément. Xi’an- an Ancient City in a Modern World-Evolution of the Urban Form (1949-2000)[M].Paris: Editions Recherches/Ipraus, 2007.

[12]彼得 罗,关晟.承传与交融——探讨中国近现代建筑的本质与形式[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67.

作者简介：

刘晖/1968年出生/女/辽宁人/博士/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系主任/主要从事西北城乡环境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方法、关中城镇绿色空间体系研究(西安 710055)

薛立尧/1986年出生/男/陕西人/硕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助教/主要从事西北城镇绿色空间体系研究(西安 710055)

王芳/1978年出生/女/江苏人/西安市园林研究所所长助理/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园林科研与工程管理（西安 71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