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园林人才培养与成长

风景园林人才养培之我见

余树勋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植物园顾问、曾任教于北京林学院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原《中国园林》主编

搞园林工作多年，如今命笔写出心得体会，尤其是人才培养方面，感触很多，但是顺理成章却很不容易，今应《风景园林》之约，是否正确尚祈见谅。

风景园林这一学科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生物与非生物在大自然的巡回变化中随时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而且欣赏起来更是因人而异，会遇到众口难调的庞杂问题，加上自然条件因地而殊，培养风景园林人才确实不易，首先要了解大自然（地理、地形、地貌⋯⋯）活在大自然中的植物是公园内的主角，地面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然而要了解它的特性、功能，才能使效果突出，设计出使人赏心悦目的作品。

植物移入园林后要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由少变多，需要植物学有关的知识，至于配置结果能不能引人入胜，又要有许多艺术手法引入美学的哲理中去。纵观起来园林从无到有，从平面到立体，从设计变成多彩缤纷的园林景观，的确不是一个专业所能包容的。

我年轻时在丹麦留学，该校园林专业属于农学，都要在实践中学习，对我今后在设计工作中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效果。

归纳起来培养园林人才最好先接触到栽培植物的实践中去。然后，由浅入深，使园林的主角——植物能在园林中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和艺术效果，从而美化我们的日常生活。

北林建立园林专业于今已将半个世纪，如今借林大校庆60周年略述己见，希望在未来的教学中重视实践是嘱。

 

继往开来 乘胜前进

刘少宗 原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院院长

1951年北京市为培养园林人才，经高等教育部批准由北京农业大学和清华大学合办造园组。这个组就是北京市最早培养风景园林人才的专业。

我和北京农业大学另外7个同学到清华大学营建学系造园组学习，成为造园组的第一批学员。四年的学习实践虽然不长，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收获颇丰，为我一生从事园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学校的不断改革，60年来使这个专业培养了大量的风景园林人才，为社会做出来重要的贡献。

1949年至1951年，我们在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系主要学习了园艺学、农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给我打下了关于植物学方面的基础。1951年到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后更受到学校的重视。这个班虽然只有8位同学，为我们授课的却有十几位老师。授课老师除了来自营建系、园艺系以外，还聘请了土木系、中国科学院植生所和北京市园林部门的专家。他们根据园林人才的需要重新编写了教材或教案，我们学习了园林设计、土木工程和观赏植物等门类的课程，还聆听了著名专家的专题报告，使我们大开眼界。学校还利用暑假安排实习，创造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另外还给我们介绍一些有特色的经典书籍。总之，尽量为我们创造条件，使我们能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园林人才。

四年的学习和多年从事园林设计工作的实践让我体会到，学校培养风景园林人才，首先最重要的是明确办学方向。学习的内容要广而不杂，有取有舍，办出特色，学有所长；其次，是要培养学生有全面、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既有高远的目标又有面对现实的思想；最后是要善于学习，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成就，既不墨守陈规，又不盲目跟风。

我们培养的风景园林师，既不是欧美式的风景建筑师，也不是苏俄式的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的人才。相信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总结60年来的经验，我们一定会培养出更多具有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适合伟大祖国需要的风景园林人才。

 

我的大学生活（一） 难忘的“农耕实习”

杨赉丽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城市绿化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1年夏，我自华东考区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系。当年的“北农大”，是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组成北京农业大学。校址设在前北京大学农学院，复兴门外罗道庄（其前身曾经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因此，教室、实验室、宿舍、操场一应俱全。由于华北大学在当年陕北边区成立，一度迁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在正式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后，集中至北京。因此，当年“北农大”还呈现不少老区的学风。例如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课余生活等等方面，都具有新气象。甚至在教学日历安排上也有独到之处。

大学的学期安排中，一年级分为三学期进行。第一、二学期，主要以数、理、化基础课为主。由于是三校合并，教师队伍质量很高。如：李继侗、汤佩松、华孟、汪菊渊等教授，都亲自课堂教授（俄语课特聘当年在中国定居的俄国人担任）。

第三学期是在第二年的早春三月，开始进行的“农耕实习”。全体大一学生约有二百六、七十人。不分科系，集体到农大的卢沟桥北农大实习农场，进行为期6-7个月的“农耕实习”。这是为今后的农业学习打下实践的基础。当时“农耕实习”主要分为大田作物区、果蔬生产区、畜牧兽医区等，是通过农业生产的实践，初步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及认识各类作物的生长规律。各类作物从识别开始，直至耕作技术中的播种、育苗、移栽、修枝、除虫、灌溉、开花结实的完整生长过程。我们除了受农场工人师傅的亲自传授外，还接受各门课程教师进行的课堂理论讲授，通过各项操作活动后，才真正领悟到理论结合实践的重要性。

在课余的文化生活方面，我们全年级还组织各类文化娱乐社团，如美工组、歌咏队、舞蹈社等。体育活动门类更为齐全。同时还经常在社团之间、班级之间开展友谊比赛。周末还放映露天电影，招待周边农民共同参与，也交了不少朋友，课余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由于1952年开始全国性的院系大调整，因此农耕实习阶段在此后中断。这次“农耕实习”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农业知识，摆脱“五谷不分”的窘相。在“农耕实习”阶段所接受的知识，在以后的专业基础知识方面也无穷受用。

 

一籽落地 万粒归仓
有感于60年来我国园林风景人才的蓬勃成长

唐振缁 原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澳门市政厅花园及绿化部高级技术顾问

值此母校北京林业大学6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回顾我国园林风景人才队伍的迅速成长、蓬勃发展，令人感到无限兴奋。1952年前，我国没有专门培养风景园林人才的院系或专业，只在个别院校的有关院系中附设有风景园林方面的课程。风景园林方面的老专家只有两三位，年轻的专业人才也屈指可数，远远不能满足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城市园林绿化的迫切要求。1951年汪菊渊先生和吴良镛先生创立的、由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的造园课程成绩卓著。这个课程共有两班学员，人虽少却多为精英。其中如梁永基、张守恒、陈兆玲、朱均珍等毕业后留校都是本专业的教学骨干，为我校风景园林教学和人才培养做了不少贡献。

1952年是我国风景园林教育事业关键的一年。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和汪菊渊、吴良镛、程世抚等老专家的努力推动、艰辛筹办下，我国破天荒第一个风景园林专业（当时名称为“造园专业”）终于诞生。汪菊渊教授担任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教师队伍则由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和中央美术学院的个别老师共同组成。这个专业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除了考虑高考成绩、政治条件外，还要求有“艺术感受性”。经过千挑万选，最后成立了2个班：一个班的学生是由园艺系的其他专业挑选、转来的高材生，现在北林的资深教授杨赉丽以及著名风景园林专家刘家麒、潘家莹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另一班则是通过全国高考统考招收的，一共只录取了7名学生，我有幸以高考第一志愿被录取，成为这个班的七分之一，和如今的工程院士孟兆祯、兰花专家程式君等成了同班同学。

1952年北京林业大学（当时叫北京林学院）成立以后，风景园林专业迅猛发展，由专业发展到系，由系发展到学院。教师队伍大大增强：不但增加了陈俊愉、孙筱祥等大师级教授，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也不断壮大成长。我校的风景园林教学和科研的内容不断丰富、水平日益提高。至于学生的人数更是几倍、几十倍地增加。如今我们的毕业生已经遍天下，成为各地风景园林部门和院系的骨干。然而风景园林的工作岗位千差万别，虽然母校给予我们丰厚而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我们的毕业生还得继续努力学习，补充自己不足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不同地区和岗位的不同要求，出色完成工作任务，才不愧为北林培养出来的优秀风景园林人才。

 

我的回顾与展望 风景园林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陈尔鹤 山西农业大学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资深会员

值此母校60年华诞，作为她早期的园林专业学生，我不由得心潮滚滚、思绪万千，眼前浮现的是母校、园林之于我的点点滴滴及多重情结。

时光倒退近60年，忆当年我迈入大学门槛、投身于一辈子为之钟情的风景园林事业是有缘由的。我家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较近，襁褓之年就己频频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初中时是植物学课代表，就读市西中学高中时又是生物课代表，因而在1954年高考择校时我一眼看中了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造园专业（1956年院系调整至北林），很幸运地成为来自祖国各地的13名幸运儿之一。李驹系主任给我们命名为：“唐菖蒲”班，因其花序共有13朵花。自此后我们就在大一部平台教室里，追随以汪菊渊先生为首的各位老师步入园林的大千世界。

大学4年虽有34门课，但学习是既紧张又饶有兴趣的。且不说那些启发人思维的基础理论课和提高立体形象思维的画法几何⋯⋯宗维城先生的“绘画课”、陈有民先生的“观赏树木学”、周家琪先生的“花卉学”、陈俊愉先生的“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余树勋先生的“园林工程学”、汪菊渊先生的“中国园林史”和“城市及居民区绿化”、郦芷若先生的“西洋园林史”、孙筱祥先生的“园林艺术”和“园林设计”等至今历历在目。那时我们13个“夜猫子”在自己专门的教室开夜车是平常事，以“大河马”刘思九和“老山西”王璋端着那硕大的搪瓷茶缸来到教室开始，至戴深度眼镜的“小耗子”徐民生最晚离开结束。

更有意思的是实习，一年级暑假里的教学实习去河北小五台山，天蒙蒙亮就揣着馒头和白煮鸡蛋上山，一直爬到2 000多m的台顶，直至天黑才下山：看植物垂直分布，认识观赏植物⋯⋯最难忘的是高山云雾中的草甸花卉色彩是那么的鲜艳夺目，自然风光是如此的秀丽醒目，不由得惊叹大自然的奇妙，终生难忘！北京植物园的花卉实习，颐和园园林实习⋯⋯深切感受到祖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宝贵园林遗产的弥足珍贵和为人民创造新的宜居绿化环境空间的任重道远！

快乐、幸福的生活往往显得特别短暂。毕业后，作为一名园林专业大学教师，与母校的感情更加深化和无法割舍。师恩浩荡，母校情深，业务上，以汪菊渊先生为代表的母校是我永远的坚强后盾。直到1980年代初汪先生还带领叶金培、史震宇等学友前来山西新绛绛守居园池亲临指导；平时登门拜访、耳提面命、书信往来、电话指导不计其数，实在令我没齿难忘！！！

展望今日历经风雨征程60年的母校，在软硬件环境都有了质的飞跃。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园林老兵，对母校的情结更多的是关注，情系园林、风景园林的发展和走向。常在思考，众多的各类院校中的风景园林专业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既能培养通才，更要有专才，深切期望我的母校在这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风景园林师的实践路

张国强 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顾问、《风景园林师》主编

我的初中校园颇象景点，有岗谷竹林泉溪和河边沙滩浴场，蜻蜓鸟鸣蛙声伴随在上学路上；我的高中半是书院半是新校舍，高考复习时常在花园桐荫和卵石花径上漫步，知了的鸣闹曾引我向往没见过面的航海和神奇的的医学，偶见城市绿化专业介绍，随即以五个志愿同报一个专业的决心选择了身边的事物。半个世纪后的中小学校友聚会时，罕有退休后仍在忙于本行业务者，而我仍在本岗位超额完成着“健康工作50年”的教育理想。

在大学，我是内心欢快话语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干中学”的经历和体验，诸如：显微镜中的奇异，妙峰山测量遇险，寒暑假小口径步枪射击、伞塔跳伞、无线电收发报等军训，姚家花园10个月的园艺劳作与花木景像，鸡公山和东湖的现场教学，同济半工半读时武钢等大型建设工地的见习与工种操作。这些理工农军的熏陶和技能培训，均成为日后融入社会的重要基础。

黑白影片“桂林山水”把我从北林的园林设计教研室引到了桂林工作。艰苦的1962年派我参加科学院组织的“花坪自热保护区综合考察队”，这里有登山涉水的胆能锻炼，也有“天、地、水、生、路”学科交流和知识扩展，为了报告书的文字关，还恶补了三大名著特别是《西游记》，因此也成了“广西第一图书馆”的基藏书读者。1964年，由京穗邕桂四地9个专业70多位老中青科技人员组成了桂林规划工作组，既统筹安排了桂林山水的发展，也熟悉了建筑、园林、城规三界的特长与合作基础。在芦笛岩的“蹲点”建设中，经历了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的全程操作，也把我引上了连续10年的全国溶洞联合会活动。

进入中老年，行业发展促使中观的城乡、宏观的全国性课题大增，我也有条件能够走读全国名胜，有感而发地撰写论文并编辑了面向全国的《风景园林师》。调回北京后，有机会参与并组织全国性科研、规范和学术活动，其中“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涉及城乡、行业、学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也含有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成果，兼融着行万里路的调研、读万卷书的思辨、比万张图的提炼等类矛盾及其统筹。

退休后进入相对自主期，15年来主要有3大类业务：一是应对城市化、商业化、“铁公基”对风景园林冲击与扭曲的论题；二是整合展示风景园林师的社会成果及其连续出版物；三是整理数十年积累的风景园林经典文选和相关书籍。

风景园林是综合性很强的公共事业，风景园林师的实践方向，离不开爱事业、会干活、多走路、勤读书、善统筹等5个环节。